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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桐：文学误读的执意、曲意与恶意
发布时间：2015-05-25 发布者：文艺争鸣
误读是文学接受、文学鉴赏、文学研究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其基本理论及其文化奥秘已经为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理论以及类似的文化学学说所揭示。但从现当代文学史的基本事实可以观察到更深奥的文学误读现象，分别是执意误读、曲意误读与恶意误读。
执意误读的现象是指，接受者或评论者明明知道这是一种对作品的曲解，但仍然执意而为，导致另一种他所期望的阅读和批评的效果。有时候，这样的执意误读体现出接受者或评论者的傲慢，对接受对象施行一种有意而为的轻蔑态度。由此可以联想到鲁迅与郭沫若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一段“公案”。郭沫若在1928年的《创造月刊》上刊载一篇小说叫《一只手》，说是有个名叫小孛罗的少年，在工厂里面做童工，有一次因为机器故障把他的一只手切断了由此激发起工人们的群愤。这是通过这个惨痛故事鼓动大家革命的作品。鲁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所作的演讲中对这篇小说进行了讽刺，说是郭沫若的《一只手》，讲述的是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i]这里所述说的小说情节显然都不是郭沫若原作中的，都是鲁迅的想当然之笔，与小说内容大相径庭。也就是说，鲁迅作出的姿态是他根本就没看这个小说，也不屑于看这样的小说；他完全是执意曲解、误读郭沫若的这一作品，带着某种傲慢某种轻蔑执意误读。这种执意误读表明了鲁迅作为批评者的一种态度。他在这里充任的决不是研究者，而是批评者，论争者，表示轻蔑，将其置于不值得一读的地位，便是批评者和论争者的一种策略。这是一种论辩者的策略，而不是研究者的作为，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不是学术的对待。一个处于论争中的批判者有权利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态度进入论争，就像表示自己的傲慢和轻蔑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一样。只要不是正式的拳击赛，双方出于义愤扭打起来，如何动拳脚出怪招，那是没办法规范的，除非一开始就定义说这样的扭打本来就不应该。
这种显示对于解读对象和认知对象的傲慢或者轻蔑态度的执意误读，在一些地名的文化历史传说中时常可见。澳门的英文名是Macao,来自于葡文Macau，这Macau又完全是从葡国人那里来的。传说葡萄牙人最初在澳门上岸，恰巧就在今天妈阁庙的地方。他们问一个当地居民这是什么地方，当地人以为他问这个庙叫什么名，就告诉说这是“妈阁”，洋人则以为这整个澳门就叫妈阁，就命名这个地方叫Macau。无独有偶，好像世界上的殖民者一般来说都有这个通病。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捞越，其首府叫做古晋（Kuching），有关“古晋”名称的由来，说是英国人最初到了这里，不知地名，就问当地人，而这个地方野猫很多，洋人发问的时候就有一只野猫蜷曲在近边。当地人以为英国人问这个动物的名，就告诉他们这是猫（Kuching），于是英国人就以为这个地方就叫古晋。古晋命名的故事与澳门命名的故事太相像了，照例是洋人所问的都是一个地方名称，而当地人回答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事物，然后洋人就将这具体事物的名称误读为这个地方的名称。这样的误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殖民者的傲慢以及对当地文化的轻蔑，典型地属于一种执意误读。这些傲慢的殖民者根本没有想去研究清楚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他们认为犯不着费这功夫去搞清楚，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就是可以随意命名的，叫什么都无关紧要，哪管这地方究竟有什么历史，积累了怎样的文明？如果说殖民者想要真诚地对待这个陌生地方的文明，他会很快发现自己原以为是地名的那个名称是一种误会（如果确曾发生过这种雷同的误会），他会很容易更正过来。因此从情理上可以推断，这样的误读属于执意误读。
有时候作家为了创作上的深意布置，也会营造曲意误读，即将自己的真实认知掩藏起来，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现出对历史和事物的误解。莫言的小说《檀香刑》里面反复提到一种民间艺术，就是职业的猫腔演出。据山东当地人提供的资料，这种艺术实际上叫做冒腔，也就是唱的时候非常高昂。莫言显然懂得“冒腔”的意思，对“冒腔”也应该有诸多濡染，《檀香刑》中还认真考证过“猫腔”的起源：雍正年间，高密东北乡出了一个叫常茂的怪才，他无妻无子，光棍一人，与一只黑猫相依为命，也许猫的声音对他有了启发，他的哭丧本领日益增强，终于成了专业的哭丧大师。这种起源于哭丧“专业”的艺术就成了这一带的民间戏曲样式。其实，“冒腔”应为“茂腔”。但在小说创作中他偏偏采用了曲意误读的方式，将其表述为“猫腔”。“猫腔”的语感既有趣又有戏，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说构思，其间透露了作家的某种幽默。
还有时候，我们的作家会对自己塑造的人物采取曲意误读，或者诱引读者走向某种误读。这几乎可以概括为一种趋势：我们的文学作品经常出现这一类误导迹象，对于一个肯定的人物往往从否定的方面写起，或者相反，对于否定的角色往往从其肯定的素质写起，这样在成功地误导了读者的情感投向之后，笔锋一转，专注地刻画人物的肯定品质或否定素质。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都善于这么布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一开始不仅匪气十足，而且行为方式极其宵小，当读者已经基本认定这是个否定人物的时候，作家立即在他英雄气概的刻画方面大开大阖，使得读者在误读的挫折中对这个人物的肯定素质留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陈忠实刻画《白鹿原》中的主人公白嘉轩，一开始乃是从非常恶俗的角度摹写他的“能耐”，包括俗不可耐地炫张其身体器官的特异功能，这样调动起读者的误读趋向，让人们最初很容易将其定位为西门庆式的人物。随后，作者才慢慢展示其灵魂中的正直、刚强、善良甚至伟岸，进而展示其作为一个塬上男人的肯定形象。
曲意误读是文学误读以及文学写作中一种很复杂的情形，其中包含着值得肯定的创作构思，值得反省的文字策略，也有不值得效仿的学术谬误。无论如何，在文学研究中，在作品分析中，曲意误读都是不可取的，应该尽量避免。曲意误读如果用于创作构思和写作策略，特别是论争和批判的策略，一般情形下无可厚非，有时候甚至见得别出心裁。但用于作品分析和学术研究，则是一种严重的不负责任，甚至体现着一种极不规范的学风。
曲意误读的复杂性还在于，有些人出于各种目的，根本不是在误读意义上展开分析，而是恶意误读，然后强行用于论争和批判。即便是鲁迅对郭沫若小说的执意误读，即便是显露出傲慢和轻蔑，但误读的责任却是批评者自己承担着的；而恶意误读的要害是，明明是对作品进行了恶意的解读，但误读者仍然拒绝承担自己误读的责任，认为一切的误读结论甚至推导的结果都应该由原作者负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0年代震动整个中国文坛和政坛的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
这部小说的作者李建彤，是小说主人公的弟媳，她“要写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写陕甘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通过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歌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为中国人民指引解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ii]但恰恰是这样要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作品，却被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解读为“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有材料证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判断是在党的第八届十次全会上作出的，作出这个断语的时候，不仅本人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便是为他提供“材料”，并且为他炮制这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康生，也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康生是根据相关人士的汇报才了解到这部小说的。关于这个史实有不同的解说，一说是领袖讲话的时候，康生当场递送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这两句要人命的话；一说是开会之前，康生递上了这个纸条，领袖讲话时拿出来念诵。[iii]无论什么样的说法准确，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个关于小说《刘志丹》的判断来自于康生，康生是曲意解读这部小说的主角。
这样的反党判断被领袖上升到了非常危险的层次。领袖正是在这样的政治高度上理解这个作品和这一事件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iv]
既然与“推翻政权”联系起来，那就不是一般的反党问题，因此，不仅这部小说的作者惨遭厄运，便是与小说创作没什么关系甚至曾一度阻止此小说创作的人员如习仲勋、贾拓夫等领导人也惨遭整肃，受此案牵连的干部和群众居然超过万人。这才是真正的一大发明：利用小说打击一大批干部群众。
这种打击来自于康生等人对小说作品的恶意误读。这种恶意误读是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一种大有深意的解读。作品是否真的这样其实并不重要，批判者可以很傲慢地认为，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的创作初衷就是如此，一切曲解的后果都应该由作者及其与之相关的人们承担。这样的恶意误读与前面所说的执意、曲意误读比起来，是它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卸了阅读对象及其作者。这种恶意误读的套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非常广泛的运用。显然，这样的解读其实与正常的文学批评没有关系，而且与误读，哪怕是执意误读也相距甚远。这样的恶意误读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文字狱其实都含有这种恶意误读的意味，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中那种风声鹤泪，令人胆战心惊和毛骨悚然的“上纲上线”式的恶意解读了。恶意误读的要害就是恶意，它与执意误读、曲意误读有原则区别，与真正的、正常的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关联。（《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
注释：
[i]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8-1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ii][ii]子舒：《小说〈刘志丹〉被批判内情》，《党史纵横》2002年第4期。
[iii]林青山：《康生外传——一个阴谋家的发迹史》，第162页，星辰出版社，1987年。
[iv]《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