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作词、聂耳谱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1935年5月24日，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市北京东路780号金城大戏院首映，爱国青年前赴后继英勇抗敌的故事情节深深打动了为民族危亡而焦虑的观众，片尾民众与义勇军同声高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把观众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义勇军进行曲》不胫而走，很快响遍大江南北，传到白山黑水之间、密林深处顽强抗日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鼓舞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劲动力；也远播南洋，堪称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嘹亮号角。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需要国歌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首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血火交迸岁月的战歌，即使到了和平年代，其慷慨悲壮的旋律、不屈不挠的精神，已经融入民族的记忆与传统，永远是前进的动力。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1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新歌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价值已经无可置疑，但关于其背景渊源，则有不同的说法。在其诞生80周年之际，谨以本文做一系统的考察，奉献给这座永恒的历史丰碑。
一、 社会背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乃至南京政府对日本吞并东北进而蚕食鲸吞整个中国的野心估量严重不足，蒋介石急于“安内”，无心亦无力派兵驱寇，而张学良亦怀保存实力之心，由于诸多复杂原因，东北军主力部队大部分陆续撤离东北，但也有东北军与公安部队整建制地投入抗日的情形。事变发生之初，沈阳、长春等地守军即有应激性的抵抗。1931年10月11日，张学良任命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军事总指挥，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初，马、谢指挥所部（四个旅两个团以上的兵力）进行江桥抗战，但黑龙江守军孤军作战，武器落后，因损失惨重而于11月19日撤出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此役致日军死伤千余人，创作了以步枪击落一架敌机的奇迹。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稍后，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参谋长荣臻先后赴锦州办公。锦州附近，我军集结四个旅以上建制的部队。10月，消灭两股日军收买的汉奸土匪武装。11月27日，我装甲车部队在北宁线与日军激战。12月22日，东北边防军与公安骑兵总队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顽强抵抗日军进攻。12月25日，改组后的南京政府给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下达“积极抵抗”的电令，翌日，张学良向荣臻参谋长下达实施抵抗的电令，惜东北军未有国民期待的激烈抵抗而撤守。由于东三省特区哈尔滨的特殊地位，日军先令伪军于1932年1月27日发起对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的进攻，被东北军李杜的24旅、丁超的第20旅、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击退，继而日军赤膊上阵，东北军第22旅在双城车站设伏，痛击乘列车到此集结的日军第3旅团先头部队，重火力加之以刺刀肉搏，致日军死伤惨重。
东北原野广袤，山深林密，古时原住民多以狩猎或游牧为生，历代移民中，有战争中的流动人口，也有流放者、逃亡者，更多的是19世纪初以来大批涌入的逃荒者、探险者，独特的地理环境，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复杂多元的人口构成，养成了东北人粗犷雄强的性格。近代以来，俄罗斯、日本对东北的渗透与侵夺，激发起东北人民的爱国心。1931年6月，兴安屯垦区公署军需处处长兼第3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中村震太郎等4名日本间谍，即已表现出东北军人的爱国精神与处事风格。九一八事变爆发，上峰下令不许抵抗，东北军大批撤出时，部分官兵、警员抗命不撤，奋起抵抗。民间武装力量，如地方民团、地主护院、山中绿林，不忍听任国土沦陷，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工农商学各界人士也揭竿而起,风起云从。非官方抗日武装力量，名目繁多，在前面冠有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国家或地区名下面，加上国民救国军、血盟救国军、民众自卫军、民众自卫义勇军、抗日同盟军、抗日联合军、青年铁血军、反日游击队、反日义勇军、救国义勇军等，但名气最大者为其总称“抗日义勇军”[i]。
义勇一词，古已有之。南北朝时指州郡乡里自募之兵，宋代也称乡兵为义勇，通指地方或民间自愿组织的武装力量。1903年4月8日，沙俄毁弃《交收东三省条约》，非但不按期从中国东北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妄图长期独占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4月29日，500余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当即签名参加者即有黄兴等200余人。5月2日，留日学生又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把拒俄义勇队易名为学生军，并制订通过了《学生军规则》，正式组编学生军。几天后，学生军被清政府强令解散。5月11日，学生军易名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以东亚利益代表者自居，借用中国的“义勇”一词，于4月在中国东北招募“东亚义勇军”（全称：“大日本帝国讨露军满洲义勇兵”）以抗击俄军。近代以来，中国人自己使用“义勇军”一词大概首见于1929年10月4日张学良颁布的《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赤羌寇边，首在抗御”，“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其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本条例得适用之。”“凡属个人者，定名为国军义勇兵；属于团体者，定名为国民义勇军。”这一条例是在中东路事件中武装冲突正在进行时出台的，所谓“赤羌”即指赤俄，张学良显然是想借助民间力量保家卫国。张学良的好友、曾任东北军空军少将司令的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即率领冯庸大学拒俄义勇军北上抗俄。但由于苏联强大的军事优势，中东路事件于12月下旬以中方失利而告终，国民义勇军事实上并未形成张学良所期待的局面。倒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义勇军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抗日义勇军在辽西地区兴起最早。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与督察长熊飞在率领公安警察部队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组织民团、警察队，收编绿林，吸纳各界人士，统一改编的义勇军分22路，达6万余人。辽南有张海天（义匪“老北风”）、项青山、吴三胜、王全一、林子生、李纯华、李烈生（李兆麟）、苏景阳等部；辽东南三角地带有邓铁梅、苗可秀等部；辽东有唐聚五、王育文、张宗周等部；辽北有高文斌领导的东北义勇军第5军团，贾秉彝、刘翔阁的第15路义勇军，于德霖的第9路义勇军，赵殿良的第21路义勇军，张士林的第14路义勇军等。吉林有冯占海的吉林抗日救国军，王德林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李杜的吉林自卫军。黑龙江省有马占山的抗日救国军，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部。张学良通过北平的东北民众救国会对义勇军给予财务、物质与军械弹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也积极发布指示并派员参与，加强对义勇军的援助与领导[ii]。名目繁多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兵力最多时达到30余万人（亦有40余万、50余万二说），活动范围达90余县，占东北三分之二的地区，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据《满铁档案》记载，1931年11月至1933年8月，日本关东军及朝鲜军在东北被击毙者1896人，其中有第八师团第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等高级官佐，被击伤者4577人，总计死伤6473人，占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总数的三十五分之一。[iii]但由于自身成分复杂[iv]，协调不易，南京政府态度暧昧，东北军大部撤出，日本调集大批兵力实施严酷“讨伐”，义勇军牺牲惨烈，损失惨重[v]，1933年初起，轰轰烈烈的义勇军抗日高潮渐次落潮，余部或转进热河等地，或在东北坚持独立作战，或融入后来由中共组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之时，举国称颂，世界瞩目，其爱国情怀和用鲜血与生命赢得的战绩表现出东北军民不屈的骨气，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因而永恒地铸进了抗战史册。
义勇军并非东北所独有。东北是中国之东北，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的抗日热潮。1931年9月22日《民国日报》报道，冀省党部纪念周后议决建议中央准各地民众组义勇军，作决战之准备。该报同日报道，自反日会非常会议议决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以后，风闻而至反日会报名自效应募者，不下百余人之多。出版业公会亦有组织护国义勇军的动议。9月23日，首都南京10余万市民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团结一致，誓死抗日。北平、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济南、安庆等地学生亦纷纷集会并赴南京请愿抗日。9月24日《民国日报》载本报汉口电，“各地民众团体二十二日假市党部为日暴行事集议，当决议组织义勇队。”9月25日《民国日报》报道，南京市妇女救济会通电全国女同胞，报告著手组织南京市妇女抗日救国义勇队。9月26日，该报报道“救国义勇军首次会 报名投效者逾千余人”，报上刊出《义勇军章程》。9月28日，北平各界20余万人在太和门前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决议中即有“组织抗日义勇军”一项。9月26日，上海23家日商纱厂华工成立工人抗日救国会，发表宣言说：“我同胞全体武装，共赴国难。本会全体8万工友，深愿全体加入义勇军，为讨日之最前锋。”10月5日，上海市特区市民联合会第二区分会（即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率先成立，嗣后各区分会之义勇军，相继成立，报名从戎者1600余人，上海市特区市民联合会为统一指挥起见，组织义勇军委员会。1931年10月至11月，黑龙江省马占山率兵抗日时，上海市民义勇军数十人参加援马团北上。[vi]1931年11月间，华侨青年组织了“华侨救国义勇军”，原拟赴东北参加抗战，后因一二八事变爆发，赴淞沪战场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爆发后，上海市民义勇军迅疾组织起来，开始训练。2月1日，即由屏南率领参加第十九路军抗日作战，2月27日，奉命助守宝山，3月1日，屏南所部200余名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官兵一起击退日军进攻，获得蔡廷锴军长嘉奖。4月26日至6月10日，上海市民义勇军由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翁照垣旅长，改编为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第二大队，严格训练。毕业后，有53人参加上海学生义勇军东北志愿团。冯占海的吉林抗日救国军辗转到达热河，所部尚余3万余人，后被改编为陆军第六十三军，参加了1933年的热河及长城抗战。长城抗战中，还有关内民间武装组成的义勇军积极配合。
正是义勇军冲锋陷阵的抗日烽火，为《义勇军进行曲》所代表的抗日文学最初的勃兴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文坛氛围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
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
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
携起手，肩并肩。
豁出命，向前冲！
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
前进啊！前进！前进 ！ 豁出命来向前冲！
前进啊！前进！向前进 ！杀！杀！杀！
近年来，研究者与记者采访的一些义勇军仍然会唱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只是歌词略有不同，或许是记忆有误，或许在当年传唱过程中就有了不同的版本。这首歌词出自谁的手笔，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这支义勇军的创始人高鹏振，有的说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来工作的张永兴。二者皆有可能。高鹏振1897年出生于辽西黑山县英城子乡一富裕农民之家，1917年新民县文会中学毕业，又进过沈阳文会书院读书，中辍，文化程度在当时属于较高层次；且少年习武，精于骑射，聪敏机智，血性汉子，完全有能力写出这样的歌词。1931年9月27日揭起镇北军义旗，10月10日正式改称东北国民救国军，人马由初始的200余人骤增到1300余人。后编为东北第四路抗日义勇军骑兵团、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能征善战，1937年6月23日为国捐躯。如果是1937年9月或10月即有此歌，那么当时歌名或许不会带有“义勇军”字样，《义勇军誓词歌》当为编入义勇军序列之后所定。张永兴，又名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波波夫，1896年生，宽甸人。天津南开中学肄业，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九一八前在商业学校任教，九一八当夜，适逢有事住沈阳友人家，见证了日寇的暴行。他逃难到北平，因对当局失望，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遣到高鹏振部工作，1932年春节前夕被救国会调回，当年又几度到唐聚五部、义勇军第二军团等部工作，193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初到热河长城一带视察从东北撤出的义勇军。他以立川为笔名在上海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第1卷第9-11期（1933年5、6月）连载《血战归来》，记述高鹏振部义勇军浴血抗战的事迹，这是早期来自抗战火线的报告文学名篇。以他的阅历与能力，也完全有可能写出《义勇军誓词歌》。张永兴后来受中共派遣参加共产国际情报工作，1937年1月5日，与胞弟张克兴等在齐齐哈尔壮烈牺牲。
辽宁清原《血盟救国军歌》唱道：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刘生林等研究者认为，《血盟救国军歌》歌词来源于《义勇军誓词歌》歌词。1932年4月21日，辽东十四县万余人在桓仁举行誓师大会，被公推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的唐聚五，两天后发布《告武装同志书》，数千言中有“团结起来”、“哪能甘心做亡国的奴隶”、“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等，也都与《义勇军誓词歌》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辽东与辽西以及其他各地，义勇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员亦有流动、交织，各部军歌相互之间有所影响，亦属自然。但要认定《义勇军进行曲》必定源出于哪一首军歌，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成为社会各界的公共话题，与《义勇军进行曲》相同的主旨，相类的意象、语汇、格调，在媒体舆论与文艺作品中多有呈现。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翌日发表的宣言指出，东北3000万民众，数万里国土，今已沦于日人铁蹄蹂躏之下，是真所谓危急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倘在此时，犹泄泄沓沓，听其宰割，堕军实而张寇仇，则全国覆亡之祸，即在眉睫。凡我同胞，为主持正义，为保障和平，我民族生存，我国家安宁，应速起作最后一战。[vii]
上海《民国日报》反映九一八事变迅捷而激烈，发表了许多诗歌。如1931年9月24日刊出潘寿恒的《赴敌去》：
同胞的血迹，洒遍了沈阳城垣，
又洒遍了松花江畔；
但见血红的火光烛天，
日兵在到处焚劫屠宰。
谁个青年没有血性，
谁个青年没有沸般的热情！
我们要奋臂奔赴疆场，
纵然死也须死得光明！
四面洪洪地撞着警钟，
快举起武器向敌人进攻，
我们誓死不做亡国的奴隶，
甘为国家牺牲做赴敌的先锋！
1931年9月25日，刊出江德奎的《战歌》：
我的心战兢，
我的血沸腾；
快准备着我枪，
速秣厉着你马。
勇敢哟！
快快走上战场上。
我的国将亡，
我的家将破，
试问正义在何处？
申诉原不如决战。
勇敢哟！
快快走上战场上。
……
就用我们的满腔热血，
也抗御得住枪林弹雨；
就用我们的雄大呐喊，
也能够使倭奴心胆战。
勇敢哟！
快快走上战场上。
四千年中华的光荣，
沾上了多少倭奴的耻辱；
生存毁灭决在今日，
谁敢不该拼命奋斗？
……
以《战歌》为题的诗歌不止一二，如1931年10月3日载柏华杰仿法国马赛曲之《战歌》，其中有：“冒死进行。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民！”“凡我同胞誓死直前进！”1931年10月6日刊出蔚然的《前进》，有“碧血在飞溅”、“头可断！骨可碎！牺牲的壮志不可没！”等语。1931年10月8日苏凤的《战歌》：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瞄准！向着那敌人瞄准，
不许留一个生存。
死的代价是报仇雪恨，
把铁血去换光明。
……
只有死是我们的希冀，
把我们的死尸掩护着每周五的自由；
生命博士我们自己所有，
永远给我们祖国做光荣的报酬。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1931年10月15日刊出贾冠群《战歌集》，《军人战歌》里有“那怕他枪林弹雨，/只管前奔！/前奔！/前奔！”《农人战歌》里有“枪弹飞过来不要避，/死了儿子不要气，/前去，/前去，/冲上前去！”
1931年10月7日刊出天行的《叫吼！》，诗中写道：“叫吼！/飓风挟着海浪的叫吼，/巨雷劈破了火山的叫吼，/四万万众齐声的叫吼：/中华的叫吼崇高的叫吼女神，/散着发，擎着长矛，/监视着叫吼我们叫吼昆仑一脉的灵州！”
1931年10月23日，苏凤叙事诗《梦中仿佛遇小白龙》，歌颂奋起抗日的义匪，诗中有：“雷电在顶上咆哮，/浪涛在脚下呼号，/亡国的奴隶谁甘心做，/偏恼怒了一位‘强盗’。/‘好！起来罢！好！好！/有耻必雪，有仇必报！’”
1931年10月26日《民国日报》刊出配有五线谱的《义勇军歌》，歌词为：
义勇军，血如沸，胆如天，
体魄强健意志坚。
义勇军，不爱名不爱钱，
冲锋杀敌誓争先。
我与倭奴不共戴天，
上前线，杀倭奴出口气，
此身准备为国捐，捐，捐！
另一份大报《申报》，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诗歌，如1931年10月18日载黎锦晖自配简谱的《向前进攻》，里面有“举起刀来向天大叫，/为全世界杀强盗！”“一声前进号，/舍命向前跑，/莫让敌人逃，/只教敌人倒！/快跑！快跑！快跑！”《血钟响了》里有：“呵、/起来、/同胞们、/大家起来”，“黄河和长江擂动了战鼓、/西风为我们奏着进行曲、/前进呀，这是我们的责任、/剑锋东指扶桑、杀尽倭奴”。1931年10月5日甘豫庆《去战场上去》里有“伟大的牺牲才有伟大的成功、/纪念碑要用血肉来创造”。1931年10月9日《静默》里有“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何难仇人全师尽倾、/只要我们坚持到底、/何难致仇人的死命”。“更何堪在这时候、/已是我中华民族千钧一发的危势”。1931年10月10日《申报》还刊出黎锦晖作《义勇军进行曲》，共四节。
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个月左右，《民国日报》与《申报》刊出的新诗及时表达出国人的震惊、愤怒、强烈的驱寇意志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的意旨、格调及其所寄托的意象、语汇、句式，诸如“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血肉”“长城”、“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吼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可以说在这些诗作中均已具备，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名都已经出现，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待一位杰出的诗人将其凝练重构，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为之配上音乐的翅膀，再有一部优秀的电影为其做故事的铺垫与音像的演绎。
三、个性轨迹
拯救民族危亡，亟需沙场上的英雄，白山黑水之间，爱国官兵奋起杀敌，义勇军星火燎原，抗日联军前仆后继。但战场上要枪炮子弹刺刀，也要猎猎军旗嘹亮军号。长白山兴安岭怎能没有鹿鸣虎啸，浑河辽河松花江，怎能没有澎湃涛声，救亡时代也在呼唤文化英雄。田汉与聂耳携手创作出焕然一新的《义勇军进行曲》，它深深地植根于义勇军的英雄壮举，汲取了前线与后方、战士与诗人的汩汩清泉，更是融汇了诗人与音乐家的艺术个性。
田汉在创作第一部话剧《梵峨璘与蔷薇》（1920年9月作）的前一年，已经开始发表新诗，他的不少剧本都充满了诗情，有些甚至因此而不容易搬上舞台。他敏感颖悟，感情充沛，无论是个性高张的五四时代，还是社会风云激荡的左翼时期，总是能够领风气之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田汉是左翼最先表现民族危机的作家之一，他很快写出独幕话剧《乱钟》，9月底，即由大道、暨南两剧社联合首演于上海。剧作通过沈阳东北大学宿舍九一八之夜的反应，表现事变带来的强烈震荡与爱国学生的奋起反抗，也批评了政府当局事先的麻木与事变后的失措。剧末借学生之口喊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剧情提示为：【内外群众和之，在枪炮声中，纷纷英勇地集合。】在枪炮声中英勇地集合，这已经有一点义勇军进行曲的味道了。接下来的独幕剧《姊姊》也侧面披露出长春傅营长不肯缴械，日军残忍地杀了他一家子十七口人。兵士打死不去抗日反而欺侮百姓的排长，去投抗日的革命军。独幕话剧《扫射》以长春为背景直接表现日军的血腥杀戮，“不愿意活着做亡国奴”的命题见之于老人独白。隆隆炮声凸显出形势的紧张。兵士A告诫人们：“我们只有前进是生路，退后就是死路。”剧尾写道：
兵士A 那么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前进！
群众 前进！！
兵士A 踏着我们死者的血迹前进！
群众 前进！！
【他们在敌人枪炮声中严肃英勇地前进】
三场话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延续九一八激发的爱国线索。独幕话剧《战友》更是借幕后的工人学生游行喊出了“踏着抗日将士和义勇军的血路前进！”“英勇抗日的士兵和义勇军万岁！”的口号。
1933年春作新诗《日出之前》里面有：“我们做主人或是做奴隶，/就只争这一严重的刹那。/起来吧，两重压迫下的中国人！/为着新的黎明而挣扎！”同年春所作《万里长城》里，再次以沦亡后当奴隶做警示。1934年作《送洪深先生赴青岛》有“民族危机”与“中国千万群众怒吼声闻天”。同年9月，与聂耳合作为电影《桃李劫》作《毕业歌》，“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形成鲜明对比。从这样一条脉络上来看，田汉以那样的意象和语汇写出迥异于黎锦晖同题诗的刚健雄强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水到渠成的了。1935年，他又与冼星海携手，创作出《救国进行曲》，起首仍然是相近的“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后面则有“起来，同胞们！/要团结得像一个铁人！/不要靠英雄，/不要靠真命天子，/不要靠佛和神，/只有觉醒了的老百姓，/才是中国的真救星！/前进，/胜利属于我们！/前进，/前途闪耀着光明！/光明，光明！”《救国进行曲》较之《义勇军进行曲》，更明显地呈现出《国际歌》的影响，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位杰出艺术家的左翼底色。左翼并未妨碍田汉爱国情怀与民族意志的生成与表达，反倒使其增添了深度与力度，因而，田汉与聂耳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雄踞于同类诗歌之巅的经典，激励中华民族打败侵略者，闯过重重难关，并将伴随中华民族走向未来，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i] 1932年11月，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上海的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联合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一种说法认为朱庆瀾出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前黄显声即为事实上的东北义勇军总司令。
[ii] 参照赵冬晖、孙玉玲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257-2258页。
[iii] 参照赵冬晖、孙玉玲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269-271页。
[iv]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141-14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其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爱国农民约占5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5%。此外，愤于日军入侵的一些绿林豪杰、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50余万，如果包括各阶层利用工作方式进行抗日的可达百万余。”
[v]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73页）说：“40余万人的抗日队伍，在战斗中牺牲的有15万多，负伤的有8万多，溃散的有7万多，退入苏联境内的有3万多，撤至热河的有3万多。”
[vi] 上海《申报》1931年10月16日。
[vii] 参照赵冬晖、孙玉玲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