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与《新青年》的历史时差

鲁迅被视为“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这一判断自然具有历史的深刻性，但拉近镜头，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又无法忽略鲁迅与“五四”之间曾有的历史时差与心理距离。

1922年底，鲁迅正面临《新青年》解体后的新的精神危机，借为《呐喊》自序，首次回顾了与《新青年》的交集：“金心异”（钱玄同）的拉稿，“铁屋子”的拒绝，以及被钱氏的一句话“急将”而答应也做文章。在其描述中，他是颇为被动地加入《新青年》的。

确实，当《新青年》在北大沙滩红楼方兴未艾时，鲁迅还蛰伏于宣武门的绍兴县馆。据周作人回忆，在与“金心异”争论前，“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1]态度非常隐默。

其隐默姿态，与《新青年》的时代氛围究竟有隔。

他本来以为“铁屋子”中已无“呐喊”的必要，因为经验已经证明，希望“必无”，但好辩的钱玄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一句话，使他又认识到“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将再次行动的意义，仅仅维系于希望的“可有”上，不再将希望放在行动之前，而是放到了行动之后。

同时又申明：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3]

这段话说明：一、我已经是“过来人”，本来无话可说了；二、我之加入《新青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新青年”。

在说到小说中的“曲笔”时，鲁迅指出有两个原因，一是“须听将令”[4]，二是“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5]，都是为了他人。所谓“曲笔”，意思是不如实去写，也就是说，“寂寞”是真实的，“好梦”是虚幻的，掩藏真实，是为了不将他们从“好梦”中惊醒，免得再遭受“寂寞”之苦。这似乎又回到当初“铁屋子”比喻中的立场，同是不唤醒，“铁屋子”比喻指的是不把民众从“昏睡”中唤醒，而这里指的是不把“新青年”从“好梦”中唤醒。

“呐喊”，原来不是冲锋陷阵的摇旗呐喊，而是站在边缘的加油与喝彩，而且还藏着掖着。

鲁迅与《新青年》的心理距离，之间究竟隔着什么？

《<呐喊>自序》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呐喊》的起因，是未能忘怀曾经的“寂寞”。这“寂寞”，就是十年前日本时期遭遇的第一次绝望。

1906年，青年周树人从仙台肄业，决定弃医从文。虽然文学杂志的计划流产，但在《河南》杂志发表了系列论文并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五篇文言论文系统展现了青年鲁迅面对近代危机的救亡思路，通过对进化、科学、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等现代性的系统梳理，对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兴业振兵”、“黄金黑铁”、“制造商估”、“国会立宪”思路展开批判，将中国救亡的出路诉诸“立人”，并抓住“精神-个性”与“诗”两个契机，两册《域外小说集》，苦心孤诣，另辟蹊径，译介时人所不熟悉的东、北欧和俄国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意在引入“异域文术心宗”[6]，展现另类的心灵世界和反抗精神。“精神”与“诗”，可以说是十年后“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先声。

但是，继《新生》杂志计划流产后，深思遐瞩的救亡思路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域外小说集》上、下两册也不过各卖出二十本。

《<呐喊>自序》回忆到这段经历时说：“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7]”并终于醒悟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8]

由这一青年时期的绝望感，到后来S会馆中年人的绝望，其间经历十年，无疑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伴随着的是回国后对现状及其危机的深入洞察，渐渐演变成长达十年的“隐默”。为了忘却绝望带来的“痛苦”，S会馆时期的鲁迅不得不扼杀产生绝望感的自我意识，沉入“国民”与“古代”中，通过“钞古碑”等方法“麻醉”自己，“再没有青年时候慷慨激昂的意思了”[9]。

当鲁迅遭遇《新青年》时，正处于这一绝望中。

二、鲁迅与《新青年》内在理路的承续

鲁迅与《新青年》虽存在历史时差与心理距离，但他一加入《新青年》，就给“五四”带来了实绩，并终于成为“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的代表。

为何被动的鲁迅加入《新青年》，就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自晚清以来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和语言运动的合流，正是三者的历史会合与相互借力，遂使“五四”迅速蔚为声势。无论是陈独秀的思想借由文学，还是胡适由思想到语言再到文学，五四那代人，都不约而同抓住了思想与文学这两个变革契机。同是径由思想到文学的路径，然对文学内涵的具体考量，其实未必相同。确切地说，陈、胡虽垂青于文学的路径，但对这“新文学”是什么，可能尚未遐思。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在《新青年》发表时，虽然一般读者未必意识到它的分量，但主编陈独秀马上意识到，自己引颈呼吁的“新文学”，就在鲁迅小说里诞生了，激动莫名，也只能托周作人代为催促——“令兄”小说五体投地地佩服，务必请他赶快多写。[10]鲁迅的每篇小说，都以“格式的特别”与“表现的深切”引起同仁击节称赞。

确实，《狂人日记》在白话语言与语体上的惊人成熟，一下子跃升了“五四”白话文的水平；常人未必意识到的革新意义还在于，其在小说观念与格式上的全新意识，尤其是从绝望中生成的达到“赎罪意识”的文化批判的深度。

《狂人日记》并非“天外来客”，如果我们了解十年前青年周树人的思考及之后长达十年的绝望，就知道对于《新青年》，鲁迅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背景。

前文已经揭示，十年前鲁迅在日本的思考，就在中、西文明比较的全球性视野中，将中国摆脱近代危机的出路，诉诸“精神”与“诗”的契机，换言之，在洋务派的器物层面、维新派的制度层面与当时方兴未艾的革命派的意向之外，青年鲁迅的思路已经延伸到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问题。《文化偏至论》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1]《摩罗诗力说》则将精神与个性的激活诉诸“诗”——文学——之“力”，明确宣告：“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12]，“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13]。所谓“第二维新”，有别于此前革新派聚焦于器物与制度的变革理路，借助新文学之力，将现代转型深入到“精神”与“个性”层面。可以说，《新青年》所举张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在十年前的青年鲁迅那里已经有了先声。

带着十年前的思想背景，鲁迅文学的汇入，无疑使内蕴不清的陈、胡文学革命方案，加入了深度精神内涵。

在鲁迅这里，对近代危机的精神症结——国民性——的洞察，对中国现代转型之精神基础的关注，与现代“文学”的精神功能结合起来。文学，不是传统的“官的帮闲”和游戏工具，不是近代伴随市场的“商的帮忙”，甚至也不是西方传来的具有审美规定性的“纯文学”，鲁迅文学与原发性的“神思”相关，被放到精神发生地的高度，代替业已衰微的宗教、道德、伦理、政治，成为重新激活沉溺于一己私欲的国人灵魂的首要选择。无论是《文化偏至论》推崇的“新神思宗”，《摩罗诗力说》推举的“摩罗诗人”，还是《域外小说集》所引介的东、北欧及俄国被压迫民族文学，皆为精神深异、具有强烈的反抗、超越精神和行动指向的“精神界战士”和“文术新宗”。鲁迅自己的创作，通过对社会与自我的深刻地灵魂省视，召唤个人精神主体的出现。鲁迅揭示出，中国近代危机的本质，是精神危机，现代转型的基础，是人的精神转型。鲁迅文学，就是召唤精神主体的文学。

“精神”——“个性”与“诗”——“文学”，留日时期青年鲁迅苦心孤诣抓住的变革契机，在十年后《新青年》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中找到了回响，鲁迅与《新青年》的历史汇合，其实势在必然。

虽然鲁迅在面对《新青年》时并不怎样主动，深深的绝望感使他并不看好“新青年”们的前途，但他应该知道，十年前中断的思路在这里得到了延续。鲁迅有点超前的思考，在“五四”终于获得了历史的契机。

三、《新青年》与鲁迅的白话意识

正是因为加入《新青年》，鲁迅才成为“鲁迅”（至少在笔名意义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代表。

无论其态度怎样，《新青年》和“五四”给鲁迅提供了第二次行动的契机和平台，从历史因缘看，没有《新青年》，也许就没有《狂人日记》，也就没有后来“一发而不可收”的鲁迅。

《新青年》给鲁迅提供的契机，可以从“白话文”角度加以探讨。鲁迅被世人所认识，始于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没有白话，就没有《狂人日记》。不容否定，《新青年》给鲁迅带来了白话意识，从此一生站在捍卫白话的立场。

在“五四”之前，鲁迅已开始新文学的实践，但还没有白话意识，换言之，“文言”还是“白话”，对于他还不是一个问题。其时鲁迅所致力的，是对异域文学现代精神的发现，现代与非现代之分，不在文言与白话之分，而在其所承载的精神含量。鲁迅试图用文言承载在异域文学中发现的现代精神，《域外小说集》用语古雅，甚至意在与林琴南之桐城文章一比高下，是用文言传译现代精神的一次极致的实验。

有意思的是，在《域外小说集》之前，鲁迅译述凡尔纳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用的是白话章回体。从事科学小说翻译，目的是宣传科学知识与思想，《月界旅行·辨言》说：“苟欲弥近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4]，思路尚处在梁启超式的借小说之力启发民智的思路中，在某种意义上，《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对于译者鲁迅，如其说是文学文本，不如说是知识文本，意在“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掇取学理”[15]，“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16]。

可见鲁迅翻译用语选择文言还是白话，有明确的目的之分，事关科学，启迪民智，运用白话，反映社会，传达精神，则用文言。

对于留日时期的鲁迅，文言与白话，尚非传统与现代之分，而是雅言与俗语之别。中国传统，士大夫操作文言，白话则是大众语，文言作为士大夫书面语，历来是正统和高雅思想交汇的场所，在宋以后话本小说中，白话作为说话的记录成为半书写语言，话本小说的白话语体，充斥着已经固化的民间意识形态，也许对于鲁迅，白话相较于文言，更难承载具有精神深度的文本。

鲁迅在固有语言体系中植入新的精神，选择的是作为传统书写语言的文言，而非白话，其留日时期的语言努力，是在文言系统中尝试进行突破，梁启超、严复、林纾、章太炎曾经都是取法的对象，在五篇文言论文尤其是《域外小说集》中，似乎可以看到一种以新文言嫁接新精神的努力。王风通过对周氏兄弟早期著译的详细勘查，认为“在周氏兄弟手里，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改造在文言时期就已经进行，因而进入白话时期，这种改造被照搬过来，或者可以说，改造过了的文言被‘转写’成白话。”[17]说明鲁迅寻找新的文学语言的努力，是在书写语言层面上展开的。

直到1914年，在谈到小说革新时，周作人还说：“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18]。

周氏兄弟的不愿降低身段而就现成的白话，固然或一方面可能受乃师章太炎的影响，更重要的内因可能在于：一、在传达新精神方面，承载太多民间传统思想的白话无法容纳新精神的植入，且长期处于言语层面的白话，也难具有传达深度精神的精密语法。相对来说，虽然文言也长期是“载道”的工具，但作为书写语言，其工具性反而可以有助于人工的改造。二、对于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来说，当时言说新思想的对象，还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英哲”、“明哲之士”、“独具我见之士”、“硕士”、“精神界战士”等精英知识者，鲁迅明确说：“惟此亦不大众之祈，而属望止一二士”[19]，在此期待视野中，文言，自然是唯一可以交流的渠道。

《域外小说集》的语言，本来是以更为古雅的文言与林纾一比高下，但在“移徙具足”[20]的努力下，域外小说的新语体反向地影响改造了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的译用文言语体，可以说，经由“直译”，《域外小说集》的文言语体已然传染了某些现代质素。在民元时期的文言小说《怀旧》中，文言的外表下，已经差不多是一篇现代小说，只差将文言换成白话。

加入《新青年》后，鲁迅开始坚定地站到白话立场，而且自此终其一生捍卫白话。无可否认，“五四”给鲁迅带来了白话意识，并由此成为现代中国白话文学的大师。

鉴于前文所展开的鲁迅留日时期语言改造的努力，“五四”时期鲁迅意识中的白话，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胡适所想象的白话，应该有所不同，此处不赘。这里想问的是，为何加入《新青年》后转移到白话的立场？

日本时期以固有文言承载新精神的试验，既获得一定的可能性，同时也遇到了自己的限度，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但无论怎么说，经过十年，白话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共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强大声势，势必使鲁迅认同白话。

鲁迅的白话文立场，最终是在“五四”确立的，因而也可以说，没有《新青年》，也就没有后来的“鲁迅”。

四、回顾《新青年》的当下意义

无论我们如何分析鲁迅与《新青年》、胡适与鲁迅等等之间的差异，今天，拉远时空，《新青年》、胡适、鲁迅诸色人等回缩至上两个世纪的交点，像渐渐遥远的星光，呈现给当下的是一致的色彩。

在时代的转型期，《新青年》通过前所未有的鼓动性，推进了中华民族自我反省的进程，将自晚清以来的革新探索，深入到精神和思想层面，并辅之以话语体系的全面革新。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政治和文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萌芽。

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鲁迅以其深刻性和复杂性成为代表性人物。

今天，那一代先驱者所揪心的国族存亡危机已经过去，中国已经是第二经济强国，吾人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再是救亡，而是中华民族的富强与崛起。毫无疑问，今天理解《新青年》的语境，已大大不同。

《新青年》掀起的彻底的文化自我批判，在今天听来已有点逆耳，《新青年》展开的激进语言改造试验，今天也不时成为论者反思的对象。

理性的历史过程固然是在不断反思中进行的，但是，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下，切忌陷入惯性的平面化二元对立思维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今天，在官方、教育与市场的共同推动下，国学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当代国学热的兴起，有着经济崛起后文化软实力与全球化时代自我认同的需要，但是，当下的国学热却形成普遍性的文化本位意识，遗失了应该具有的文化开放心态。今天，说到传统，必然是具有光彩的，而以传统批判与文化自我反省为特质的“五四”、《新青年》和鲁迅，似乎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文化角色。

今天，文学又在游戏化，小说又在类型化。在中国传统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晚清结合新兴的市场成为类型化的文化商品，这一小说潮流曾经是“五四”新文学批判的对象，今天，结合市场和网络，在这游戏第一、娱乐至死的年代，该传统正在发扬光大。文学，甚至大多数精神文化产品，都成为面对市场的商品，越来越受制于权力与资本。鲁迅与“五四”所开创的20世纪新文学传统，正在被人们遗忘，鲁迅文章被拿下中学课本，成为人们乐于炒作的新闻。

相隔一百年，今天，回顾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对应于“新青年”的要求，我们应该感慨良多。

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追问“鲁迅文学”的意义。

在晚清崇尚实学的潮流中，鲁迅逆潮流而动“弃医从文”，背后有全新的文学想象，文学不是“官的帮闲”，不是“商的帮忙”，也不是个人游戏消遣的工具，而有其独立而严肃的存在价值。面对沉沦于物欲的国人精神现状，在传统价值已经衰微的背景下，文学对于鲁迅，是重新激活国人精神的原创的精神行动。同时，鲁迅又将文学放在“致人性于全”[21]的高度上来勘察其价值，他指出：“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22]，“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总总，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23]，在这一文明背景下，文学，以其善于涵养“神思”，在“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至一极”[24]的意义上，具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