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里陷入了困境。一个是商业消费主义，作为媒体批评的文学批评也不幸卷入其中，要么是红包批评或吹捧式批评，要么是黑色酷评或棒杀式批评，其实都是为了吸引眼球，都围绕着所谓视觉经济学这个中心，都把文学批评当成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消费品。再一个是学术消费主义，作为学院批评的文学批评如今日益被学术消费体制所捆绑，置身学院的文学批评家被越来越严苛的学术数字化管理模式所宰制，文学批评因此而沦为没有灵魂的学术消费品。当然，这两种消费主义文学批评模式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已经开始合流，由此导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乱象丛生，日渐失去了文学批评原本应该具有的有效性或公信力。这种乱象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家不断地反躬自省，除了看得见的表象上的经济消费动因之外，究竟还有哪些看不见的深层的思维方式或批评模式上的因素，它们在暗中制约着我们的批评生态或批评伦理的重建和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显示出了一种强大而少见的理论穿透力，它直抵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内在症结，对于我们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伦理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生态的重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张江先生的解释，“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i]。这是一种脱离了客观文本实际的主观主义批评模式，它强行按照批评家的主观意图或文学理念来宰制或阉割文本的客观蕴含，因此必然陷入反文学的文学批评的泥淖。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学科形态，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学术规律，我们不能强行征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经改造而直接套用在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领域中，那样只会最终取消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导致其陷入学术合法性危机。因为顾名思义，文学批评首先必须是“文学”的批评，不能把文学批评变成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文化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的理论集散地或试验场。一种非文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必须经过符合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改造，才能进入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领域中来，否则强行进入后就会导致“强制阐释”的文学批评危机。诸如现代性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权力话语理论、符号学理论、现象学理论之类，都需要经过符合文学创作的理论改造，才能正常地发挥其作为文学理论的功能，而这一文学性的理论改造的过程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再生产，它不是简单的理论嫁接或拼贴，不是简单的拉郎配式的理论交叉或学科交叉，而是必须把普遍性的理论与特殊性的文学熔冶一炉，继而创造出有独特生命力的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而以上所提到的西方现代诸多人文社科理论与方法，并非每一种都得到了文艺理论家的成功改造，而且也并非每一种改造后的文艺理论都具有理论的普适性，事实上恰恰是它们各自都有自身的理论弱点，如果强行征用，必将导致削足适履或胶柱鼓瑟的尴尬情形。而这种强行征用西方现代时髦理论（文艺理论和非文艺理论）的行径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界可谓大行其道，许多批评家固执于先在的主观预设，彻底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切从理论出发，从理论到理论，以理论为阐释的前提，同时也以理论为阐释的指归，由此陷入西方人所谓的“阐释的循环”，让文学批评沦为无效的语言的空转。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症结之所在。

提到“强制阐释”，有人会联想到“过度阐释”和“反对阐释”。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需要辨析。“过度阐释”或“过度诠释”是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提出来的一个概念。1990年代末，艾柯的《诠释与过度诠释》被译介到国内，后来就有国内学者据此而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或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过度诠释”问题，并得出结论说：“现当代文学经过这样种种色色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实验操作，无疑已由一个鲜活的形象世界，变成了一座僵死的的资料仓库，经过这样一个资料化的过程，现当代文学无疑也就部分地失去了它的艺术生命。”[ii] 显然，艾柯所反对的“过度诠释”不仅在西方文学批评界存在，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界更为泛滥，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大抵来源于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属于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种派生或衍生形态，故而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中的原发性的“过度诠释”病灶，一经传播并感染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势必作为继发性的文学批评流行病而不断蔓延，其后果比在西方文学批评界所导致的更严重，也更广泛。按照艾柯的说法，文学诠释应该“在‘作品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保持某种辩证关系”[iii]，而且必须接受“本文的制约”，不能越过“诠释的界限”，否则就会导致“过度诠释”。不难看出，艾柯的“过度诠释”是从诠释的结果立论的，而张江的“强制阐释”是从阐释的方式立论的，二者立论的角度不同，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也会不一。“强制阐释”的后果不仅包括艾柯所谓的“过度诠释”，而且还应包括艾柯所忽视的“不及诠释”等后果。中国古人说“过犹不及”，“过度阐释”与“不及阐释”都不是“科学”（“客观”）和“道德”（“公正”）的阐释。当批评家无中生有的时候，他是在“过度阐释”；但当批评家视而不见的时候，他又在“不及阐释”，因为此时的他囿于主观理论预设，故而对不符合其理论诉求的文本意图视而不见，由此导致人为的对文本的意义损耗。无论“强制阐释”带来的是“过度诠释”还是“不及诠释”，都是不科学的和不道德的阐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阐释应该是客观而公正的阐释，它通过合理的方式挖掘文本的意蕴，在作品意图和读者意图之间保持良性的辩证关系，由此带来文本的意义增殖，而“过度诠释”带来的是文本的意义膨胀，“不及诠释”带来的是文本的意义贬值或削减。

不仅如此，艾柯的“过度诠释”与张江的“强制阐释”这两种理论所提出的历史语境也是大不相同的。对于艾柯而言，他之所以反对“过度诠释”，是因为在20世纪这个西方人所谓的“批评的世纪”里，他深感批评理论的恶性膨胀，已完全凌驾于创作之上，许多西方文学理论不再是对具体的文学创作经验的理论提升和理性总结，而是异化成了理论家自言自语的理论生产机器，这样的文学理论已沦为理论怪胎。置身于现代西方理论界从现代阐释学到接受美学再到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谱系中，艾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以读者为阐释本位的文学批评模式业已陷入危机，现代西方批评界所大力鼓吹的“作者之死”其实不过是言过其实的哗众取宠，而那种拔高“接受主体”地位的论调最终必将导致“读者之死”，甚至是“文学之死”，因为读者的自我膨胀终将威胁到作者的自我没落，真正的文学也将因此而日渐沦丧。其实，合理和公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在对话中构成主体间性，在对话中达成视界融合，在对话中实现文本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不是通过“强制阐释”的“非民主”批评模式，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暴力式的扩张或削减，所以反对“强制阐释”其实也就是为了重建新的文学批评伦理。与艾柯站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谱系内部自我反思“过度诠释”不同，张江是站在当代中西文学批评交流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立场上反思“强制阐释”的，也就是说，张江的“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日渐强势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有关，包括张江在内的许多国内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都在不断地反思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在中国的理论扩张和话语殖民，他们试图立足中国文学的本土经验来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和方法，他们为中国文论界的集体失语痛心不已，有识之士甚至开始理论突围，企图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但遗憾的是至今鲜有成功者。张江敏锐地意识到了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症结之所在，他提出“强制阐释论”主要是为了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松绑，把那些长期压抑和捆绑中国文学批评的西方理论绳索解开，大胆指出现代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各流派的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之处，以此祛除国内批评家对西方批评理论的魅惑和集体无意识崇拜心理，继而回到中国语境，回到文学文本，回到中国文学经验（当然这是一种中西文明冲突与遇合之后的中国文学经验），以期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伦理和批评理论生态，像巴赫金和萨义德那样通过活生生的文学经验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文学理论。

说到这里，有必要区别“强制阐释”与“反对阐释”这一对概念。美国女性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1960年代提出“反对阐释”的概念，这比艾柯提出“过度阐释”早了将近三十年，但他们都是建立在反叛西方现代以读者为阐释本位的批评理论谱系的基础上的，不同的是，艾柯在反对“过度阐释”的同时并不反对“适度阐释”，即客观而公正的不脱离文本意图的阐释，而桑塔格则走得更远，她明确提出“反对阐释”，这种绝对化的反阐释立场[iv]是建立在她对所有阐释的意识形态性质的不信任的基础上的，所以她把阐释的意义世界贬称为“影子世界”[v]，而她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彻底祛除阐释的魅影。桑塔格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解构意义及其滋生的意识形态，而且她受到了法国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视一切阐释为话语构型，而反对阐释也就是拆解阐释所建构的权力话语或意识形态。她明确指出：“曾几何时（高级艺术稀缺的时代），阐释艺术作品，想必是一个革命性、创造性的举措。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需要的决不是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最大量的内容，也不是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现今所有艺术评论的目标，是应该使艺术作品——以及，依此类推，我们自身的体验——对我们来说更真实，而不是更不真实。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vi]对于桑塔格而言，在所谓20世纪的批评的时代里，文艺批评不再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劳动，而是陷入了机械的知识复制和再生产，文艺批评被各种体系化的知识所包裹和裹挟，我们的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力，他们总是主观而固执地去开掘或榨取文本的剩余价值或剩余意义，而不知道如今的批评重要的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重要的是回到文本、回到体验，揭示艺术作品被包裹或被遮蔽的真相。与桑塔格绝对化的“反对阐释”相比，张江反对的只是“强制阐释”，因为张江是相信并捍卫文本的意义的，他坚信对作者意图或文本意图的阐释是文学批评的要务，读者意图或批评家的意图并不能取代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在桑塔格的视域中，张江依旧未能拒绝阐释的诱惑或意义的诱惑，而在张江的视域中，桑塔格为了反对过度阐释和话语膨胀，结果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给泼出去了。总之，张江要反对的是“强制阐释”（包含艾柯所谓的“过度阐释”），即非文学性的阐释，至于不脱离文学文本的、客观而公正的文学性阐释，张江不仅不反对，而且是强烈拥护并且深切召唤的，由此可见张江捍卫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赤子之心。

其实，“强制阐释”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它还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强制阐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以不同的历史形态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演变着。1950—197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内部存在着某种分裂性和悖谬性：一方面是政治权威话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形态或“民族化”方向的大力倡导，比如毛泽东从延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希望中国作家能够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而且包括周扬等人在内的党内文艺批评家也曾经公开呼吁“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vii]，也就是希望建立中国形态的或曰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早期对文艺批评界流行的“强制阐释”批评模式的抵制；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形态在当时并没有真正地建构成型，因为当年的主流文学批评家基本上还是套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文本，包括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和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当代文学作品，故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强制阐释”现象。著名者有，当年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就是直接套用毛恩列斯的经典文论来重新阐释《红楼梦》，以此对所谓资产阶级权威红学家——俞平伯发起文艺批判[viii]。他们主要借用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行文思路和论断，认为曹雪芹的世界观像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一样充满了矛盾性，即他们都陷入了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与新兴的民主主义思想之间的冲突，故而一方面为颓败的封建贵族阶级唱了一曲挽歌，另一方面又为新起的民主力量唱了一曲赞歌。据此他们认为《红楼梦》的文本意图是为了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俞平伯断言《红楼梦》的主题是所谓情场忏悔录，是曹雪芹以自叙传的形式书写个人的情感悲欢和家族的兴衰际遇，这种主题阐释被判定为是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阐释。应该说，李希凡和蓝翎对《红楼梦》所作的阶级论阐释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以此否定俞平伯对《红楼梦》所作的自传性或个人化阐释的合理性，那就带有“强制阐释”的色彩或性质了，因为此时的文学批评已经陷入了“唯阶级论”阐释，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弱化或简化了《红楼梦》的意义世界，这显然不符合这一伟大的文学经典的客观实际情形。事实上，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里，不仅《红楼梦》遭到了“强制阐释”，而且其他古典文学名著也大都未能幸免，甚至连古人的山水田园诗也要被纳入阶级论阐释模式中。如同《红楼梦》被阐释为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四大家族的腐朽灭亡史一样，《西游记》被阐释成了孙悟空为代表的地下被压迫者对天上统治者的阶级斗争叙事，《水浒传》更是被阐释成了典型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直接对垒，《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立场则因为正统的封建主义保守立场而遭到批判。至于在当年的现实题材文学作品的批评中，像这种唯阶级论的政治阐释模式就更多了。这种“强制阐释”现象的存在，其中隐含了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内部的裂隙，即中国化的文学批评理想与客观现实尚未能实现之间的差距。

19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开始进入极力推崇西方现代文艺批评理论的西化时期。伴随着文学批评的西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色彩日渐淡化，曾经在1950—1970年代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推崇的文艺民族化和中国化方向则遭遇冷落。在这个西化的文学批评时代里，“强制阐释”的大流行比之上一个历史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由一元化的“强制阐释”走向了多元化的“强制阐释”而已。在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文学研究的“方法热”和“观念热”不断升温，根据新的批评方法和新的文学观念而进行的“重写文学史热”也在不断地制造文学热点[ix]，包括茅盾、丁玲、何其芳、赵树理、柳青、郭小川等在内的经典左翼文学家不断地被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批评方法所拆解或曰祛魅，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等曾经被现当代文学史冷落的自由主义作家又被根据新的批评方法和新的文学观念所重评、重构或复魅。而在这一祛魅与复魅的现当代文学重构过程中，各种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释放出强大的理论原动力。举凡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现象学批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都在一时之间猛然涌入中国文学批评界，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甚至还来不及好好地理论消化就仓促披挂上阵，他们欢快地挥舞着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刀枪剑戟大开杀戒，将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文本肆意肢解乃至恶意扭曲，虽然其中也有少数批评家能做到庖丁解牛的娴熟与逍遥，但大多数则陷入了在文学场域外征用理论的“强制阐释”的陷阱。一个极端的例证是，在1985年前后，甚至连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熵等现代西方新兴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被强行植入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之中，中国文学批评由此沦为西方现代理论的演兵场或竞技场。及至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开启，新一轮的中国文学批评西化运动进一步扩张，除了1980年代引进的各种现代西方文论依旧不衰之外，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西方理论话语再度横扫中国文学批评界，以至于不少中国文学批评家开始反思和警醒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诚然，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再界定一个纯粹的中国或中国性，因为离开了世界和西方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任自己的园地成了西方文论的跑马场的理由，因为西方文论大都来自于西方理论家对西方文学创作的理论提升和理性总结，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普适性，但毕竟不能照搬照抄、简单移用至中国文学实践，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中国文学批评家从中国文学经验中去创造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未来的中国形态的文学批评理论学派或流派，并非是拒绝西方文论的中国复古形态，而是能够融会中西、打通古今的新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它能够根治我们的“强制阐释”批评病灶和所谓中国文论失语症。惟其如此，我们看到，继王瑶等人倡导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之后，章培恒等人开始转而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钱中文和童庆炳等人开始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x]，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从1980年代以来的那个“去中国化”的批评时代里扭转过来，这一批评时代的反拨可以称之为“再中国化”，它不是为了回归1950—1970年代相对闭关锁国的“中国化”文学批评时代，而是创造一种立足当下中国文学经验的、熔中外古今文论于一炉的“再中国化”文学批评时代；前者是一个单调的“中国化”批评时代，后者是一个复调的“再中国化”批评时代，这就是两个批评时代的本质区别。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正好回应了新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中要求“再中国化”的内在呼唤，它必将引发更多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开启中国文论的重建之路。

然而，问题在于，破除“强制阐释”之后的中国文学批评出路在哪里？所谓的“中国化”或“再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如何？这都是摆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面前的艰难课题。“强制阐释”并非绝对地反对阐释，因为一切文学批评都离不开阐释，离不开意义的发现和生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废除阐释，而在于把握好阐释的限度，保证阐释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就要求批评家必须处理好阐释与实证之间的关系。“阐释与实证，并不是一个对立的范畴，而是一种体用关系。阐释为体，实证为用。”[xi]所有客观而公正的阐释，都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而实证又包含了三种维度或三种方式：其一是“形证”，即必须立足于文本的审美形式分析来阐释文本的意义，任何脱离了审美形式分析的文本意义阐释都是场外阐释或非文学性的阐释，其论证必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形证”是不可或缺的内证，是文学阐释的最核心的因素。其二是“心证”，即必须立足于作者的显在意图或潜在意图，也就是作者投射在文本中的精神世界或意义世界来做心理分析，任何撇开了作者意图的纯文本分析也是缺乏说服力的，那样只会跌入读者意图的“感受谬误”，或者成为拒绝意义阐释的抽象形式剖析。而在“心证”的过程中，任何哲学流派的精神或心灵理论都必须转化为作者的艺术心理世界的有机构成部分之后才能进入文学阐释过程，否则就是强制性的场外理论征用。其三是“史证”，即必须立足于作者和作品存在的整体外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而不能简单地割裂作家作品与外部历史语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因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特定社会时代环境的产物，脱离了“外证”的“内证”，同样也会缺乏阐释的力量。只有建立在实证（“形证”、“心证”、“史证”）基础之上的阐释才是客观而公正的阐释，符合我们时代所呼唤的批评伦理。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建基于实证的文学阐释中，我们才能在具体而鲜活的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中去抽象或提炼出属于中国文学经验的文学理论范畴或文学批评方法。所谓开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或“再中国化”进程，并非拒绝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也非全面复归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而是力主在融汇中西古今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批评家所独有且又有普适性的文学批评范畴和方法。就像当今许多亚裔批评家在欧美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所成功地做到的那样，也像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所曾经做到的那样，在融会佛理的基础上创造出为中国所独有而又有普适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这当然是对中国批评家也是对中国作家的巨大考验，因为只有在“中国化”或“再中国化”的中国文学创作经验中，才有可能提炼出中国形态的文学理论范畴和文学批评方法。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