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讨论抗战时期周作人的政治姿态及思想立场，多依赖文集材料，尤其是收入《药堂杂文》第一部分的四篇“正经文章”：《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i]。所谓“正经文章”，是与周氏擅长的“闲适文章”及其事伪后作的“官样文章”相对的[ii]。1940年2月22日周作人致信松枝茂夫称：“近来无话可说，久不作文，但为青年学生计，关于国文及儒家思想等，亦颇欲写几篇启蒙的文字，亦尚未能决心执笔也。”[iii]四十年代周作人围绕国文及儒家思想等问题写的几篇大文章，确实不脱启蒙者的腔调，但未必是写给青年学生看的。而其中争议最大，周作人自己最看重的是《中国的思想问题》这一篇。

周作人用心经营的这几篇正经文章，有时需透过纸背才能看出他预计的效果。如果把文章视为思想的“屏风”，这种正面文章反面读的写法，类似于刺绣中的一种特殊工艺——“双面绣”，即在同一块底料上，一次针上针下的绣制过程中，绣出正反两面图像。以《中国的思想问题》为例，其中便藏有两副面孔，一面是作为伪教育督办的周作人，另一面则站在国民的立场上，以启蒙者的口吻发言。这两副面孔时常叠合在一起，先发表一通对国民思想感到乐观的言论，再反过来道出自己的忧虑。“但是”之后往往才是此类文章的微言大义所在。

一、中国思想何以成为问题：从敌方读者的视角

当周作人将中国的国民思想等同于以“仁”为根柢的儒家精神，最终归结到“生存的道德”上时，其引出的反面文章是：

    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迫切，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iv]

所谓“宗教的国民”，作为中国人求生意志的对照物，即周作人作于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管窥之四》中声明不懂的，被神道信仰所支配的日本国民性。[v]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反面文章中的人称转换，当他表明自己对国民思想的判断时，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而非知堂文章中惯用的“不佞”；当涉及“中国人民”的生存这一敏感问题时，本来“己亦在人中”，却改用第三人称单数的“他”。一般而言，小说之类的叙事文体更讲究人称问题，但从论说文中人称的切换、缺失或凸显，可以追踪到作者隐蔽的论述立场。若带入读者接受的向度，从“我们”到“他”的人称变化，隐伏着周作人的姿态腾挪与身份转换。

    “但是”之后的悲观论中，周作人所忧虑的只是个“乱”字，这是他从史书尤其是野史中归纳出的经验。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在他看来，“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因为人民的求生欲望被阻碍或得不到满足造成的[vi]。单从收入文集的定稿上看，周作人这里忧惧的“乱”，似乎没有具体的指涉性，只是依据反复发生的历史经验；但对照没有收入文集的同题演讲及面向现实发言的官样文章，不难看出他所谓的“乱”及如何“防乱”乃是针对共产主义的燎原之势。[vii]

    然而周作人在防共问题上的立场，与日伪当局采取的手段不同，不是从军事上剿灭，或从思想上肃清共产主义的影响，而是将其转换为民生问题，就像他将亲英美派的抗日“思想”解释为“感情作用”、“生活问题”一样[viii]。周作人在收入文集的正经文章中刻意淡化时代背景，剜去“应景”的字句，举“明末之张李”、“清季之洪杨”来说明“乱”的成因。其反复申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意在将思想问题置换为生存问题，从民生的角度看，“重要的只是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ix]。问题是周作人这番“治平策”是说与谁听的？[x]

    周作人带有辩解意味的正经文章，虽说是预备给后世子孙看的，但首先得顾及当时人的反应——不仅是本国人的看法，还包括敌方阵营中有能力欣赏其反面文章的读者的感受。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思想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有待敌方读者的配合。

    《中国的思想问题》写定于1942年11月，随即被松枝茂夫译成日文，刊登在对日本知识界颇有影响力的《改造》杂志1943年4月号上[xi]。“敌方读者群”中最早在公开场合对此文作出回应的，是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出身，战时兼任日本文部省专门委员、

大政翼赞会调查委员的谷川彻三。[xii]

    1943年4月，作为日本文学者报国会代表，谷川彻三与武者小路实笃一同赴南京参加“中日文化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xiii]。二人藉归途之便来到北京，受“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之邀，对伪北大师大等校文学系学生演讲，此时周作人已从“教育督办”的位置上被撤换下来。谷川彻三此次中国之行的官方身份是“日本文化使节”，而他的讲演却相对个人化，从北京这座城市的“氛围气”逐渐消退切入，看似随意地谈到“中国的思想问题”：

    这次我来时是由福冈乘飞机到上海，在途中，我看了一本杂志，是《改造》四月号，其中有一篇周作人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思想问题”，我读了之后非常感动。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意是说：中国思想问题即为生活问题，如果中国能得到安居乐业的话，无所谓问题，在安居乐业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思想问题，在思想问题上，中国人非常健全。这是全篇文章的要点。表面上看这文章是很温和的随笔，而我感觉到他的内容非常热烈，同时，中国的思想问题，也是很重大的问题。[xiv]

谷川的复述略嫌直白，但确实抓住了全篇文章的要点，绕过前头作为烟幕弹的儒家思想，聚焦在“但是”之后的反面文章上。他能觉察到周作人“温和”的笔调所传递出的“非常热烈”的内容。

    由《中国的思想问题》，谷川彻三联想到他刚出席的南京“中日文化协会”举办的恳谈会上一位广东代表林朝晖发言说：日本是思想指导生活，而中国是生活或环境支配思想。谷川以为林朝晖的论调与周作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进而认定中国的思想问题实在是一个大问题[xv]。林朝晖的发言未必受周作人文章的影响，二人论调的相似性恰说明在以“大东亚”为蓝图的“思想战”中，扮演“协力者”的中国知识人共享的修辞策略，无论其处于文化界的中心还是边缘。

    在南京“中日文化协会”组织的这次恳谈会上，谷川彻三已提及《中国的思想问题》[xvi]。代表日本思想界率先发言的大串兔代夫，就职于“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他宣称武力的发动在于思想，因而思想战争是武力战争的根本。“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在他眼里首先是思想文化战争，亦是世界观的战争[xvii]。所谓“思想战”的实质，按京都帝大经济学部长谷口吉彦的界定，就是以东洋固有的风俗道德、“灭私奉公”的民族精神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个人主义、功利思想[xviii]。围绕“思想战”展开的宏大叙事，在制度上依赖于“大东亚战争”以后日本文化界以国家为前提的言论取向及渐趋一体化的组织形态，具体而言，便是由情报局统辖的言论报国会与文学报国会之成立。

    作为“中日文化协会”广东分会的总干事，林朝晖的论调夹杂在战时日本的思想脉络中，因过分坦率而显得有些突兀。谈及如何击灭英美势力，林朝晖拿民众的“无知”做挡箭牌，称大部分人除了一己之温饱外，全然不知道“思想”、“文化”这些大词意味着什么，故以之击灭英美势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其根本不在英美文化的势力范围内。林朝晖曾询问一般民众对中国参战的感想，老百姓关心的只是国家参战是否会影响到自家的生计，至于知识阶层的回答大约可分为三种：一为受西方思想之支配，认为英美介入亚洲战局，中国自此立于不败之地；一为中国前途担忧；一为民众的生活问题。针对这三种态度，林朝晖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对策是：第一交还租界，肃清英美思想；第二用政治势力来推动思想变化；第三是民众生活之改善。他拟定的这套方案中最先要解决的是民生问题，所谓“衣食足而知礼节”。林朝晖最后得出的结论，颠倒了日方“思想战”的总体构想：“日本是思想支配环境，而在中国是环境支配思想。”[xix]

    林朝晖的这句话唤起了谷川彻三在参会途中阅读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的复杂感受。如果说中国人只求安居乐业的话，这种思想本身就成问题，而此问题之解决在他看来有赖“大东亚战争”之如何解决。但在恳谈会上谷川彻三并未就“中国的思想问题”与周作人展开隔空对话，而将话题迅速转移到从“世界史”的立场如何看待“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上[xx]。由林朝晖的民生论引出的，对周作人文章的一点感触只是他的即兴发言，而“世界史”云云才是其作为日本文化使节的既定主题。

    挨到最末发言的武者小路实笃，没有加入“思想战”的阵营，相对游离于恳谈会的整体氛围。他事后坦言，此次中国之旅“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他人所期待的那种期待”，“所以没有必要在会上发表了不起的意见，而且不过是一个陪衬演员式的装饰品”[xxi]。对于林朝晖抛出的民生问题，武者小路实笃引孔子的话说，“尧舜其犹病诸”[xxii]。他自称“是小说家，是一个空想家”，没有资格插嘴政治经济问题。在武者小路实笃的自觉“陪衬”下，迈出自己的专业领域，站在舞台中心高谈“思想战”、“世界史”的日本学者，反而更像是“小说家”、“空想家”。在建设新秩序的应酬话中，武者小路实笃突然插入一句“空想”：“一个人的生命如何使能不死”。以“生命”为底色的“东洋思想”，不就是周作人将儒家思想归结为生存道德的另一种表达法？[xxiii]

二、从协力者到“思想之敌”：“反动老作家”问题的再解读

    尽管藉“思想战”的名义引入的战时民生问题，在南京的恳谈会上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却成为谷川彻三这次中国之行意外获得的“真相”。他回国后为《朝日新闻》撰文回顾“中日文化大会”，便是以“中国的思想问题”为题[xxiv]。谷川彻三的回应虽然进入了周作人的视野，但没有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xxv]。真正让“中国的思想问题”发酵为南北文坛乃至牵动中日两国知识界的爆破事件，要等到1943年8月日本文学报国会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片冈铁兵提出“扫荡反动老作家”的口号。

    片冈铁兵的演说中最刺眼且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敌人”。对日本方面而言，周作人这样的权威人物未必是最可靠的，但绝对是最拿得出手的协力者。片冈铁兵将周作人视为中国“和平地区”（即沦陷区）内残馀的思想之敌，正是依据《改造》杂志上转载的《中国的思想问题》，特别是“但是”之后讲到中国人的生存道德，直至“乱”的那一节。片冈铁兵在写给周作人的回信中坦言，当他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即有此段“反面文章”横梗在心中，点破这层纸，周氏应当能立即明白自己以何者为问题，又为何者所戟刺：

读了《中国的思想问题》，熟读上述之一节，假如不曾感觉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脚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xxvi]

周作人此文的理想读者，与其说是缺乏文学素养的大日本帝国官僚，不如说是谷川彻三、片冈铁兵这样被收编进“思想战”中，眼光“透彻纸背”，能看出平稳的言词下“不平稳的底流”来的日本知识人。

    不同于谷川彻三偏向同情的立场，片冈铁兵直接将“思想问题”与武力战争挂上钩来，指出周作人主张的生存道德，所谓不能“损己以利人”，实则是对“大东亚战争”之“消极的拒否”。进而推论，假如中国人不愿割舍其生存欲望，亦不愿分担战争的苦痛，即便是协力者也坦然接受此种思想，则中国在此次战争中的立场及投入程度可想而知。在片冈铁兵看来，周作人这篇文章的“反动”之处在于为抵抗“大东亚战争”，或至少对于这场战争试图采取旁观立场的一部分中国人之态度，提供传统道德——其实是伪装成传统道德的普世思想——的基础而使之正当化。

周作人丝毫没有低估日本人对其文章的感悟力，恰是反手利用了这一点来做所谓“敌后宣传”的工作。片冈铁兵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超出了他预期的效果。1944年5月28日周作人致信松枝茂夫称：

    关于思想问题，鄙意颇为真挚，虽明知无用，觉得不能不一说，而读者乃亦有以为忤者。如前年文学报国会中发表扫荡反动作家之演说，近经本人说明所云反动根据即是《思想问题》一文。此在转向文人或自可有此种看法，但亦颇出意外，可发一笑也。[xxvii]

从片冈铁兵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呼吁“扫荡反动老作家”，到周作人致信日本文学报国会，追问片冈铁兵所谓的“老作家”是否针对自己，时隔半年之久。这半年的时间差说明片冈铁兵的发言并非“反动老作家”问题的导火索，促使周作人清查此事，缘于他与弟子沈启无的决裂。

    周、沈交恶不在本文的处理范围内，但需要厘清破门事件与所谓“反动老作家”的关系。周作人是否“大题小做”，利用破门风波扩大“反动老作家”事件的影响，把自己塑造成“敌人之敌”而非甘心附逆者？片冈铁兵大不敬的詈词，对抗战后期急于为自己预备“反动证据”的周作人而言，反倒有自我救赎的意味，成为他政治表演的道具。沈启无或许不过是周作人声东击西，用师生间的道德优势降低政治风险，反击片冈铁兵的牺牲品而已。[xxviii]

问题在于周作人对沈启无的疑虑恐怕由来已久，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后，沈氏对外表功上位，已给二人的关系投下阴影[xxix]，周作人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清理门户？师徒关系的最终破裂，或许只是文坛分化的表象，沈启无的背后不仅有日本文化使节林房雄作外援，更重要的支持来自柳龙光为首的“华北作家协会”。日本文学报国会试图借助官方力量，利用周作人的声望统合南北文坛，反而加速了沦陷区文坛的分化。

自第三界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决定在中国召开后，日本方面希望事前组织一个类似于中国“文学报国会”的机构，派遣小林秀雄来华协助筹备此事[xxx]。而以沦陷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为主体的华北作家协会也闻风而动，积极争取尚未定名的“中国文学协会”在华北的代理权[xxxi]。为此柳龙光、沈启无等人作了一连串的铺垫工作，包括南下联络、拉拢林房雄、发起文学运动，甚至将机关报《华北作家月刊》提前改名为《中国文学》，并在封面上径直打出“文学报国”的旗号。[xxxii]

以华北作家协会为基础组建“中国文学协会”华北分会的计划，与南京伪“国民政府”宣传部提出的筹备方案并不一致。1944年2月中旬，宣传部当局派龚持平、柳雨生、草野心平三人北上，与华北方面协商新组织的人事安排。龚持平等人北上，兼有两重身份，不仅是华中作家的代表，而且是汪伪政权的传声筒。为避免卷入华北文坛的派系纷争，他们绕过了既成的文学团体，完全走上层路线，拟请周作人出任总会会长，钱稻孙主持华北分会。这种自上而下、官僚化的指派方式，引起柳龙光一系的强烈不满，其召集沈启无、陈鲁风、梁山丁、关永吉等骨干份子，以华北作家协会的名义举办了一次内部座谈会，特邀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小林秀雄出席，企图推翻龚持平等人携来的方案，要求回到所谓“纯文学者”的立场上，摒弃对“名人”、“大家”的依赖思想，尊重一般青年作家的意愿，以民间既成的文学团体即华北作家协会为中心，自下而上地推选负责人，这无异于把矛头隐隐指向了周作人。[xxxiii]

周作人的老练之处在于将文坛内部的派系摩擦、势力之争，置换为弟子“吃”师父的道义问题，同时借片冈铁兵的“失言”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施加压力，而不屑与柳龙光辈正面交锋。1944年11月11日周作人致松枝茂夫信中称：

    目下（所谓）华北文坛，空气甚恶（结党营私甚于官吏，可发一笑）。鄙人本非文人，极想脱退，以此近半年来不再发表文章，偶写随笔只送与南方朋友揭载杂志中耳。[xxxiv]

周作人回应“反动老作家”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最初都发表在汪伪宣传系统掌控的上海《中华日报》上。除了1944年3月15日以明信片的形式，分送南北乃至远寄日本的《破门声明》，被编者公布在文艺性质的“中华副刊”上，周作人交代事件缘起的《关于老作家》、致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的《一封信》、澄清《艺文杂志》事件的《文坛之分化》及算作馀波的《一封信的后文》均破例刊载在《中华日报》头版上，而且标题与署名都用原稿手迹制版，与上下四旁的政治要闻形成对比，显示出周作人在文坛之外的地位，或者说一般落水文人难以企及的政治能量。周作人舍近求远，以南方的《中华日报》为阵地反击片冈铁兵的挑衅与沈启无之“不驯”，也表明他被排挤出“华北政务委员会”后与汪伪政权之间的暧昧关系。

这组不准备入集的文章，连同从上海日文报翻译过来的片冈铁兵的演说词，及当时舆论界对此事件的评论，被转载在上海《杂志》1944年5月号上。其中还收录了创造社元老陶晶孙的《关于大东亚文学者》一文。与片冈铁兵、林房雄都打过交道的陶晶孙，早已退出文坛，他以日本老留学生的资格，用自嘲的口吻谈起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所谓“老作家”的问题[xxxv]。本来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名单上开列的华中代表就有陶晶孙和张资平的名字，但这是日本方面为了表示对老留学生的尊敬而加进去的，并不预备他们会去。陶晶孙在与内山完造的对谈会上半调侃地说，即便他们出席也是“不中用的”，“大会不是敬老会，所以还是政治家好”[xxxvi]。后来又听说片冈铁兵在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观望主义”的老作家，陶晶孙一度还怀疑是隐射自己或张资平，直到从久米正雄处看到片冈铁兵的演说词，才明白他要打倒的是周作人。

反讽的是，片冈铁兵措辞激烈的演说并没有即刻引起什么波澜，因为与会的中国代表大多数听不懂日语，包括当天在另一个分会场发言的沈启无在内。弄清真相后，爱开玩笑的陶晶孙曾招集上海的几个老友吃茶，自称“老作家茶集”。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就周作人的反击作任何评议，只是从旁观者的立场，跳脱事件本身来谈文坛上的长幼伦理。提前发布“老朽宣言”[xxxvii]的陶晶孙，借用日本作家森欧外的话说，“止罢，止罢，青年之铁椎未下之前”[xxxviii]。在他眼里，年轻也是可怜的，不造车子把老人送到山上，就不能得到自己的位置。破门事件及所谓“反动老作家”的问题，在他看来不是文学理论的探讨，只能以情理来安抚被激怒的老前辈，“年壮的文学家在必要之时，也应该牺牲自己”[xxxix]，这句话无疑是说给沈启无听的。

这种弃车保帅的处理方式也是日本方面的普遍想法，供职于大使馆的志智嘉九郎就抱怨说，“沈启无等无所谓，周作人才是要紧的大人物，若离我们而去可就麻烦了”[xl]。周作人无疑是吃透了占领者的“名声利用主义”，估算过政治风险才以“破门”的方式引爆此事。容易被忽略的是，“破門”（はもん）一词在日语中也是通用的，即开除师门之意[xli]。周作人在写给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问责信中，刻意强调沈启无并非普通所谓的“学生”，乃是对其亦步亦趋、至今尚未出师的弟子，即利用对人情物理的洞察降低政治风险，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日本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对于徒弟“反噬”恩师的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xlii]

至于片冈铁兵，陶晶孙此文悬想的处置办法比对待叛出师门的弟子更加严苛，不仅要求片冈及早取消他的失言，甚至逼迫失言者“为周先生而切腹”，当然他作为胁迫者也有意一同切腹。“切腹”云云当然是戏谑之言，陶晶孙以为不妨求助于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实笃，因其曾向中国作家承诺，如果有人妨害文士之交，尽可报上名来，他可以代为解决[xliii]。果然，武者小路实笃后来“受他人之托”写信给周作人，并非替片冈铁兵缓颊，主要是澄清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性质及松散的组织形态。换言之，片冈铁兵的发言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xliv]

在涉及战争状态下的中日关系时，武者小路实笃若即若离的发言姿态，与周作人的“处世术”确实有默契之处。他看出周作人这次发作并非只为片冈铁兵的失言，而是以往好多事情积压下来一并宣泄的结果。无论破门事件，还是所谓“反动老作家”的问题，周作人可以说都稳操胜券，并获得了超出预想的效果，借此向挑衅者证实了自己在中日之间不可取替的位置及文坛之外的政治影响力。武者小路实笃从动机与效果两方面径直道破了周作人出手反击的原委。

    当时舆论界又是如何来看所谓“反动老作家”的风波？延安《解放日报》汇集了沦陷区内日伪背景的报纸对此事件的评论：

        伪《中华日报》颇有“兔死狐悲”之感，认为敌寇之不尊重伪逆，已由周逆事件中“暴露无遗”。伪《新中国报》则认为此事证明“最敏感的知识分子”，已认为敌寇“毫无诚意”，对敌汪之“合作亲善”，颇表悲观。连“忠诚服务日本”的陶逆晶孙，也认为只有片冈“切腹”，才能表示“尊重中国”。只有敌驻宁“大使馆”支持的伪《民国日报》尚在大声嚣叫，“扫荡中国反动作家”，要沦陷区的“文人为日本奋斗”。[xlv]

《解放日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周逆作人被敌摈弃”，虽斥之为“逆”，反落入了周作人布下的文字陷阱。所谓“反动老作家”的称谓虽不足以帮周作人洗脱汉奸罪名，但外间对剧情主线尤其是人物关系的理解都被周氏的叙述所牵引[xlvi]，几乎听不到片冈铁兵及沈启无的辩白[xlvii]，除了柳龙光一系还在华北作家协会的机关报上援引《民国日报》的社论，呼吁铲除“国民文学”前进途上的障碍，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扫荡“反动作家”。[xlviii]

三、“敌人之敌”的悖论：作为呈堂证供的《中国的思想问题》

    《杂志》上转载的关于“反动老作家”问题的这组文章，成为抗战胜利后汉奸审判时周作人自我开脱的呈堂证供之一。审判笔录中当问及提交这份杂志的用意时，周作人回答说：“是日本军部思想统制机关大东亚文学会提案，打倒中国‘老作家’即是指本人，所以日人认我还是他的敌人。”[xlix]

    为增加“反动老作家”这一封号的权威性，周作人利用日本战时一元化的文学体制，抓住片冈铁兵“御用文人”的身份做文章。按沈兼士等为周案出具的证明所云，“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之举行，原为日寇企图统制亚洲文化之手段，而日本文学报国会则为代表日本内阁推动此种手段之御用机关”[l]。片冈铁兵作为此种机关之代表，其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的发言，便不仅是他个人的主张，而须追究日本文学报国会之责任。只有将片冈铁兵的言论视同为日本文学报国会之主张，才能放大所谓“老作家”的“反动”意味，这也是周作人事后并不看重片冈铁兵个人的辩解，直接向文学报国会施加压力的原因。

    片冈铁兵在演说中虽未挑明“反动老作家”的身份，周作人先后发表的《一封信》、《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片冈铁兵所谓的“反动老作家”。周氏及其辩护者从片冈演说中摘译的詈词，如“特殊之文学敌人”，“残馀敌人之一”，“正在和平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诸君及吾等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大东亚地域中必须摧毁之邪教偶像”等[li]，意在刻画出一个“敌人之敌”的形象。

    战争结束后反观战时的敌我划分，往往将沦陷区想象成两种人的战场：一方是坚决的抵抗者，另一方是同样坚决的妥协者。事实上，在无条件的抵抗与无原则的妥协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不能截然切分为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盟友中亦藏有敌人，敌人中未必没有潜在的盟友[lii]。周作人利用片冈铁兵的挑衅与抗战胜利后被善恶二元对立的模式所笼罩的道德审判制造出一个悖论，即他在狱中接受黄裳访问时反复申说的一点，起诉书中他的罪名是“通谋敌国”，而“敌国”也认定他是“反动老作家”、“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liii]。逻辑上确实不存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但事实上绝对有两面不是人的“敌人之敌”。[liv]

    审判庭上周作人自我开脱的呈堂证供，除了片冈铁兵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的演说词，更关键的是《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即片冈铁兵认定他思想反动的证据。徐祖正等人联名签署的保证书中将此文当作“周氏以文字抗日最显著之事实”，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思想之统制更形积极”的背景下看，《中国的思想问题》之发表令“暴日为之敛迹，志士乃得保全”云云，则过分夸大了知堂文章的政治威慑力[lv]。文章固然可以视为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行动，但不能因此混淆思想与行动、动机与效果的界限。

    高等法院对周作人的初次判决书在陈述理由时捎带提及《中国的思想问题》，称该文“以忠恕为我国固有中心思想，亦颇有见地”[lvi]。实则周氏所谓的“忠恕”之道，乃借用章太炎《菿汉微言》的说法，类似于主观与客观的二分，绝非中国固有的中心思想[lvii]。审判官没有抓住周作人这篇文章的要点，也没有读出“忠恕”二字背后的反面文章，乃“讽喻”日本“己之所好勿施于人”。周作人申请改判时，质问判决书中既然承认《中国的思想问题》“颇有见地”，对于“此文所发生之影响”却未予考虑[lviii]。所谓“影响”无非是被片冈铁兵指认为“敌人之敌”。法院最终撤销原判，减刑四年，但“通谋敌国”的罪名不变，对于周氏再三援引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回复如下：“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lix]本来用以脱罪的证据，反被怀疑为“治安策”，或径直视作“伪政府”之呼声，无异于宣判周作人苦心经营的反面文章及其导演的“反动老作家”一剧，皆以误读与失败告终。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