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从家谱研究的角度看，家庭对一个作家的性格成长史关系莫大。叙述交代其血脉相传承和相互关系，进而从家谱角度扩展这一观察空间，研究者得以找到最可靠的亲缘依据，舍此却能永远凭空猜想。据管谟贤先生《莫言家族史考略》，管家原先祖居高密县城附近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1912），因曾祖父锦城公与人打官司失败，举家迁居离县城东北方向五十里的河崖平安庄，迄今已逾百年。（1）莫言爷爷兄弟三人，爷爷排行第二，另外是大爷爷和三爷爷。爷爷一脉有父亲、姑姑、叔叔等子女，爷爷奶奶同父亲、叔叔两家十三口人生活在一起，直到奶奶1971年过世，这个大家庭才分家。这个大家庭的展开，分布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爷爷、奶奶
在阅读相关材料时，笔者注意爷爷是莫言和大哥管谟贤记叙家族史最为详尽的地方。一个是他们爷爷在这个大家庭中身世最具传奇性色彩，印象远远超过了性格谨慎的父亲。第二，正因老人性情刚直、粗犷彪悍和庄稼活木匠活精湛高超的传统正宗农民形象，使他们得以牢固建立对家乡故土的文化认同。
莫言爷爷管遵义，字居正、嵩峰。1895年生，卒于1978年，享年84岁。“我们的爷爷既没有《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雄豪气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韵事”，而“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高手，木匠活也做得漂亮，不管多么复杂的家什，只要看了样子，他都能照样做出来。”（2）如果一个家庭之家风主要得益于最高家长的自身师范作用，那么后代对家族历史的深情回忆整理便很自然落墨在此。首先是劳动。在莫言眼里，爷爷是闻名方圆几十里的农民老把式，干农活“非常厉害的，无论是推还是割，所有农村的技术活，他都干得非常好，非常出色的”。割麦子时，“技术差的人就把割下的麦子夹在两腿之间，然后再腾出手来抓另外一把。再老一点年龄的就蹲着，一条腿支着屁股，一条腿往前移动，割下一把就放在一条腿缝里边夹着。我爷爷这种高手呢，就用手攒着，割这把麦子的时候同时把麦腰子打好，然后割的同时就把麦子揽起来了，割到半个麦个子的时候，啪，往地下一拢，紧接着用镰刀把那个地方一绾，就是一个完整的麦个子。我们割麦子要换上最破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把袖口、裤腿扎起来，我爷爷看了就冷笑，他割麦子的时候，穿得很板的白褂子，用手挽一下袖子，身上根本没灰尘的，看他割麦子真是一种享受。”据说在解放前，以莫言爷爷为首的当地割麦高手，穿着白色的纺绸褂子，拿着镰刀，背上斗笠到上坡给大地主打短工，嚇跑了不少外地竞争者。地主家都是小心伺候着，吃最好的饭，雇主不敢说是干活，而说是来“开心”。他爷爷自谦仍不是真正的高手，真正高手都是提着画眉笼子，身后跟着跟班的大地主，镰刀的柄上镶着象牙，“其实很多地主都是干活高手，从小劳动出来的。”（3）
还有做人的德行。莫言说，曾祖父过世后，爷爷跟大爷爷、三爷爷三兄弟一起过。“虽然没有分家，可每个人都存着私心。”爷爷不识字，心里却明镜似的有一本帐。大爷爷有文化，给人看病，开着一家药房。爷爷开家木匠铺，三爷爷是小弟，整日“游手好闲，天天拿着枪打鸟，和游击队混在一起喝酒”。奶奶在装钱的竹筒里发现大爷爷把铜钱拿走喝酒或会相好的，耿直的爷爷照常把所有的收入和帐目都报给大爷爷。（4）这种心胸豁达大而化之的性格，在乡邻关系上也有所彰显。管谟贤回忆：“亲友、邻居来借钱、粮、柴草，有求必应，而且从来不登门讨账。”顶多到年关时候告知奶奶相关情形，往往不了了之。“小时我有一个印象，似乎那些找爷爷借东西的，压根儿就不想还。加上还要抚养我三爷爷三奶奶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我们的三叔、四叔、六叔），又经常接济穷亲戚穷朋友，日子也总是富不起来，土改时被定为中农。”（5）莫言也说，爷爷性格十分耿直，从不向任何人屈服。高密东北乡有一个叫马文斗的大力士，一米八多的个子，会点三脚猫的武术，到处欺负人，还调戏妇女，没人敢惹他。“有一次因为什么事和我爷爷吵起来了，然后就和我爷爷动手打，一手抓着我爷爷的脖子，一手抓着我爷爷的腿，往外一抡。我爷爷说，他往外一抡，我就借着就一个劲回去了，对着他的鼻梁就是一拳，把他打得倒退了三五步，就跌倒沟里去了。”（6）
爷爷虽不识字，却能照着大爷爷的药方替病人抓药，从未出错。他对社会世事都有独立观察，执拗倔强坚持己见。这就牵出了莫言爷爷解放后一直没有入社的故事。鉴于在政治动乱年代成长，又在上海念过大学，谨慎的管谟贤在叙述爷爷的文章中隐而不说，而是提到附近一位老农民坚持不入社的事例。在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时空中，这种谨慎能够理解；也让人借此想到，后代学人若对此开展研究，挖掘淘洗出许多令人信服的史料，叙述者当时谨慎的历史位置也就一目了然，我们对叙述者反而产生更为强烈的历史的同情和会意。但有趣在于，这段被掩盖的往事不仅被莫言写进了小说《生死疲劳》，还将蓝脸之原型——爷爷和这位拒绝入社的老农民充分展露于笔端。（7）200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地成立初级社时，“我爷爷对我父亲说，你们入吧，我不入，坚决不入。”“人民公社以后，他就发誓不给生产队干活了。生产队的那些人，队长啊、村长啊，动员他，有喊他二爷的，有叫他二叔的”，可家里自留地的活，爷爷照样干。（8）这种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也不惧怕的性格，是否对兄弟二人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它至少已隐晦地在小说中有所流露。
莫言曾说爷爷奶奶不喜欢他，文章也鲜有奶奶的叙述。《丰乳肥臀》中那个强势的奶奶形象里是否他奶奶的影子，因文学允许虚构，人们也无法照实推盘。不过，管谟贤的记述，倒是为这个大家庭女主人的身世和举止性情，添上了许多有趣的文字：“我们的奶奶姓戴，如同旧社会的劳动妇女一样，没有自己的大名，在世时，农业社的社员名册，称她管戴氏。奶奶比爷爷大一岁，1971年去世，终年77岁。”她娘家的家境殷实，因父兄会竹器手艺，所以她嫁到管家后，丈夫孩子增添的衣物还要由娘家提供。他认为奶奶是一位乡村里常见的那种极普通的老式家庭妇女，尽管普通，“但确实很能干。直至去世，奶奶是我们家实际上的大总管。那时父亲和叔父没有分家，一家人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尽管那些年月生活极艰难，奶奶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一家人也未受冻饿之苦。”另外，奶奶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我不只一次地听我的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菜好吃，针线活漂亮。村里有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操办。奶奶还会接生，新中国成立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就性格而言，奶奶比爷爷胆子大。有一年日本鬼子在外面砸门，进门后一脚把爷爷踹到，爷爷顿时面如土色，倒是奶奶上前扶起丈夫。有时听说日本人来了，大家逃跑，最后由奶奶留守，不过她心里也怕。所以，以后与当兵的打交道，八路军、解放军什么的，爷爷都躲着，多是奶奶照面应付，还去参加大会。但他认为与小说《红高粱》、《老枪》的那个泼辣风流和杀伐决断的奶奶相比，现实生活中奶奶其实是很普通的。（9）
二、父亲、母亲
从2003年7月14日莫言《写给父亲的信》这封家书中，读者得以知晓他的家教很严，兄弟几个和亲戚都有点惧怕父亲。（10）据莫言说，父亲从不打骂他们，但如果村里人说“你爹来了！”正在撒野疯跑的他立即会噤若寒蝉。家书说，母亲曾私下替丈夫圆场说，那时候搞阶级斗争，我们家是贫下中农团结对象，他在外边混事只能忍气吞声，所以回家对你们兄弟几人没有好脸，但你爹早就后悔了。年长莫言12岁的大哥管谟贤说道，父亲教育子侄十分严厉，甚至他的同辈都惧他三分。“我们小时，稍有差错，非打即骂，有时到了蛮横不讲理的地步。”因为父亲“担心我们‘学问不成，庄户不能’，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我读小学时，父亲经常检查我的学习。有一次居然要我将一册语文书倒背出来，背不出就打”，中学时候，“每学期的成绩单必看。”（11）
莫言父亲管贻范，1923年出生。解放前上过四年私塾，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因出身不好，与爷爷正好相反，在平安庄表现一直很积极。成立互助组之前，管贻范帮助记账、参与扫盲工作。从互助组、合作社、国有农场耕作区和生产大队，始终担任会计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父亲的为人处世，莫言在另一场合给予补充，他说：“我父亲心里面是有入党这个梦的，非常希望入党，共产党让他上刀山、下火海，他是不会掉头的，不会有半点迟疑的。他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富裕中农，大伯又是地主，入党是不可能的，他小心谨慎，勤勤恳恳，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算账目，全县的大队会计都是脱产的，只有他不脱产，人家还是不把他当作自己人。他确实是希望进步，希望子女追求上进，入团、入党、到外面工作，在那个时候，我爷爷不入社，对我父亲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对我爷爷又不敢发火，只能好好劝说。”（12）在管谟贤眼里，父亲也是这种律己严苛、严肃方正的形象。
宗族的观念，在这个偏僻贫穷的北方村庄里是根深蒂固的。它血脉相传，默默穿越历史的阻碍，在动荡年代里仍加固着人们对本乡本家本族的认同。莫言这个三代人同居、十几口的的大家庭，在平安庄因此显得更加突出。承袭于这种家风，作为第二代长子的管贻贤，自觉上承父母，下护兄弟，扮演的是一个长子如父的传统角色。正像爷爷在三爷爷、三奶奶故世后照样眷顾他们的几个孤儿一样，管贻贤也是让着弟弟的。管谟贤说：“他孝敬爷爷奶奶，爱护弟弟（我们的五叔）。我们的五叔在供销社棉花站工作。当年，区里让我父亲脱产出来工作，父亲把机会让给五叔。婶婶和叔叔的四个孩子在家里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奶奶去世才分家。分家后，父亲还像过去一样照顾叔叔的孩子，还不时寄钱去资助上大学的。”（13）在传统社会里，即使血缘亲情，兄弟子嗣们居家生活，也难免有些摩擦，这是人之常情。从莫言回忆这个大家庭文字中隐约看到，作为长兄长嫂采取的是一味忍让、顾全大家的态度，莫言的母亲则更是如此。这使莫言不仅通过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也借不少散文作品对母亲这种厚德屡屡表达心中的敬意。
大哥管谟贤写道：“我母亲姓高，1922年生于河崖镇小高家庄（现名北高家）。大名高淑娟，但一辈子没用过，公社化时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以及我们填表都写管高氏。母亲缠足，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因劳累过度，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于1994年1月病故。我母亲是17岁嫁到我们家的。母亲的亲生母亲在母亲两岁时就去世了。她来到我们家五十多年，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及至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母亲常叹自己命苦。”又说：“母亲生过七八个子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除我之外，莫言还有一位二哥和姐姐，莫言是母亲最小的孩子。”（14）莫言有几篇散文，从不同侧面叙述了自己母亲的性情、整日劳作和为人母的辛苦。一是劳作。莫言说“那时候农村还没有机器磨，每家都有一盘石磨，我们吃的面全靠人力推磨来粉碎。我放学之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我的母亲推磨。”母亲见我读书专心，就经常撇下我自己一人吃力地推，“眼前老是晃动着母亲弯腰推磨的身影。”（15）她每天做十几口人的饭，还要别人脸色。即使生育，也从未停止过劳动。“晚上要生孩子了，中午还在打麦场上干活，刚生完孩子，半夜三更，天降暴雨，麦子还在场上，扯一条毛巾包着头，就到场里帮着抢场，动作稍微慢一点，还要受到呵斥。”二是饥饿。像那年代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莫言全家包括母亲从未吃饱过。“几十年来，大家都吃不饱，她更吃不饱，上有老，下有小，好吃的根本就进不了她的口。有时候咽到嘴里也得吐出来给我吃。”有时候做全家吃的野菜团子饭，实在太饿了，就抓起一把野菜塞进自己嘴里。（16）三是疾病。由于在生产队和家庭里过度操劳，饥饿和营养不良，母亲身患多种疾病得不到治疗。他在《从照相说起》中回忆，母亲春天老犯“心口痛”的病，到卫生所买两片止痛片无效，请医生又没钱，只好忍受着。听说一种偏方可以治病，“姐姐带着我到刚生过小孩的人家去捡鸡蛋皮，捡回来用锅烘焦，再用蒜臼子捣碎，然后让母亲冲着喝。”到夏天，又因胃溃疡出血吃不下饭，干活回来，忙完了饭，全家吃饭，她就跑到外边呕吐，“翻肠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边，姐姐哭着给她捶背，我哭。”冬天再犯哮喘，还有妇女病等等。后来腰上长出碗口大的毒疮，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才躺倒床上，疼得怕叫出声来惹公婆妯娌心烦，只得咬紧牙关自己强忍着。幸亏县里医疗队下乡巡诊，给母亲免费动手术，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她“能扶着墙下地了，又开始干活，十几个人的饭一人操持”……（17）
在几十年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媳妇在大家庭里地位卑微，任劳任怨，还得极力压抑自己的委屈。有一件事，让管谟贤留下很深的印象：1961年春节，母亲将积攒了半年的白面做成五个饽饽，放在院子里当供品，年后她发现这几个饽饽突然无影无踪。除了家人，院子里只来过两个“送财神”（讨饭）的。于是到处寻找这些舍不得吃的好口粮。“心疼，气恼，还背着偷吃偷藏的嫌疑！我和母亲哭了半宿，母亲像生了一场大病。此事我终生难忘”。（18）上有公婆、下有妯娌，这个长熄做人实在很难，管谟贤认为“顾全大局”，是母亲最优良的品德。在另一篇文章中，莫言也以含蓄老练的笔触证实了这一点：“我婶婶脾气不太好，但我叔叔很好”，“多年前的芥蒂，早已荡然无存”。又说，“我写到的其实是当时农村的家庭状况，并无特别的褒贬之意。妯娌之间，打得头破血流者比比皆是，我母亲和婶婶的关系，还是好的。”表示了宽容和谅解。（19）
三、大爷爷、三爷爷两家
在管家的家谱中，大爷爷、三爷爷两家是莫言家庭在高密县最重要的亲属旁支，应该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加上长期共同生活在河崖公社一带，亲属之间的交往、走动和联系自然比较密切。莫言辍学后一度跟大爷爷学习中医，对三爷爷三奶奶的几个孤儿，莫言爷爷也一直在尽抚养教育之责。这种情况下，这支亲属脉络中的四叔（《酒国》）、小姑（《蛙》）作为人物原型所以进入作家的小说世界，就在意料之中。但不知什么原因，已有材料对这两个家庭成员的叙述未尝详尽，笔者只能尽力为之。
《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一文说，大爷爷名叫管遵仁，字居安，又寿亭、嵩山，人称管先生，是莫言爷爷的大哥。大爷爷生育子女情况不详，仅说他唯一的儿子（二叔）跟国民党军队从青岛撤退到台湾，后来竟音讯全无。1980年代后，他再以台湾老兵身份回乡探亲时，大爷爷已故世。大爷爷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之一是小姑。大爷爷是读书人出身，自学成为远近有名的中医，开过润生堂药铺。因“很桀骜不驯，风流倜傥”，与人结怨，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又因朋友相助，随公私合营的药铺，与小姑一起进入乡联合诊所当医生，变成“公家人”。文革中曾被勒令割青草，八十多岁时还被批斗羞辱。管谟贤和莫言对这位大爷爷的精湛医术和擅长讲故事，都有很多翔实记述。据管谟贤回忆，他“擅长妇科、儿科。由于看病认真，用药仔细小心，所以技艺精进”。“大爷爷的医德亦很高尚，服务态度好，药价公道，所以找他看病的人很多。有人半夜来敲门，大爷爷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马上就跟着走。有病家备了牲口来，他一般是不骑的，实在推辞不过，也是出了村再骑”，“长期的奔波，锻炼了他的身体，所以他活了八十多岁。”（20）对这位一手捋着胸前的雪白长髯，闭着眼，一手把脉、一手用毛笔字写药方的大爷爷，莫言的印象是：
那时我因为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名曰学医，实则是泡在那里看热闹，听四乡八屯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逸闻趣事。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只因为有医术，土改时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对他特别照顾，没强制他下田劳动，允许他在家里坐堂行医。他那时已经年近八十，但耳聪目明，头脑清楚。他是个很健谈的人，尤其是三盅酒落肚之后。我从他的嘴里听过很多故事。这是事实，并不因为马尔克斯有个善讲故事的外祖母我就造出一个善讲故事的大爷爷来类龙比凤。后来听上了年纪的村人私下里说，大爷爷年轻时是个花天酒地的人，干过不少闻名乡里的风流事。听到祖辈的秘史，感到很亲切，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尊敬，反而感到敬佩。（21）
管谟贤也认为，大爷爷是莫言写小说的第一个老师，家乡人人能讲述故事的习俗，对他影响很大，是他文学想象力的重要资源：“我的大爷爷、爷爷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我和莫言都是听着爷爷们的故事和集市说书人讲的故事长大的”，奶奶、母亲、姑姑们也爱听故事，冬天夜长，所以经常请村人郭茂刚来念家里那些64开木刻本的唱词本子，无非是一些秀才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的故事。女人做针线，男人搓麻绳，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另外，冬季村里向阳的地方，往往是编草鞋和“村里闲人聚集的地方，有人讲故事，说荤笑话，传播乡间新闻”。（22）
大爷爷家需要提到的还有他小女儿，即莫言小姑。小姑叫管贻兰，1938年生，是大栏乡卫生院的医生，曾任该院副院长。莫言的《蛙.后记》第一次提到了这位小姑：“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现象。”（22）与城市社会亲缘、地缘关系相对薄弱不同，传统宗法社会在中国乡村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尤其是1990年代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还未展开以前。所以社会学家认为这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宗法社会的基础之一，就是亲属间的等级秩序。管谟贤对之解释说：“在我父亲一辈，兄弟姊妹是大排行的。兄弟之间，我父亲是老大，我叔父是老五，大爷爷的儿子是老二，三爷爷的三个儿子分别是老三、老四、老六。姊妹们之间，我姑母是老大，三爷爷的女儿是老二，大爷爷的两个女儿是老三、老四，这老四就是我们的小姑。”他觉得莫言小说《爆炸》和《蛙》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小姑“有些相似”。儿子去台湾后生死不明，大爷爷便把小姑当儿子教育，将一生的医术悉心传授给她。“小姑是得了大爷爷的真传的，尤擅妇科和儿科。退休后，方圆几十里的病人，包括周围县市的都来找她看病，弄得大栏卫生院都没了生意。我见过她给小孩看病的情况。因为是婴幼儿自己不能说明病情，大人也只能看到婴幼儿的表情，所以诊断上有难度。小姑是看小孩的手指纹，（有时也摸一下脉搏）来断定病情的。”她不愿随便给孩子打针，多是“给小孩吃药。一次一小包药粉，一般三包就能治好”。她还治好过当地一些妇女的不孕症。在他印象里：“小姑性格开朗豁达，说话高音大嗓，有男子之风，至今仍以老管家的人自居，把老管家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办”。（23）
三爷爷管遵礼，字立庵，又字嵩岩，是大爷爷和爷爷的小弟，村里人称他管嵩三。三爷爷在村里第一个骑自行车，性豪爽并嗜酒，像大哥一样风流倜傥。他讨厌农活，喜交社会上的游侠人物，如各霸一方的高云生、冷关荣、姜黎川等人。日本入侵，这几帮人就揭竿而起成为各色游击队。（24）莫言在谈到这位颇具乡村游侠色彩的三爷爷时说：“就在这样的乱世中，我三爷爷跟这帮人天天混，有一次冷部的一个坐探拿出一把枪，很小的勃朗宁手枪，给我三爷爷看，说管三你看，我最近弄了一支枪，多漂亮，象牙柄的。我三爷爷蔑视地说，你那枪，能叫枪吗？这样的枪射出的子弹钻到我鼻孔里边，我给你擤出去了。坐探说真的吗？我三爷爷说真的。坐探对着我三爷爷肚子打了一枪，子弹钻了进去。我三爷爷拍着肚皮说，没事，没事，喝酒，喝酒，找了块破布往肚子上一堵，继续喝酒。”肚里的肠子被打破了，大爷爷熬膏药贴上，四十多天还是死了。三奶奶癫疯后也死了。“家里撇下一窝孩子，三叔、四叔、六叔、二姑，还有一个小姑姑”。（25）
如果说三爷爷的故事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属于口头文学，那么三爷爷的儿子四叔，却与莫言有切实的关系，是了解这位作家家世及身世的难得史料。解放后四叔多年担任生产队长，经常照顾自己干农活笨手笨脚的侄子，“莫言在队里干活时，得到了四叔多方面的指导和关照，二人感情很深。”（26）也因为如此，一生勤劳能干、正值人生壮年的四叔之死，对莫言刺激极大，这是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问世的一个重要创作资源。1984年10月，四叔赶着牛车到离家几十里外的县城送甜菜，途中被一汽车当场压死，牛伤车毁。司机是酒后无证驾驶，但因是给公社书记家盖房拉砖，就赔3500元了事。莫言对人说，之所以写这部长篇小说，“实际上是把我积压多年的作为一个农民的愤怒和痛苦，对这种官僚主义、腐败行为的不满发泄出来。”据他回忆，四叔遗体停放在公社政府院里，无人搭理。堂兄弟如此只是想多要些钱，还跑到政府里看电视。因与这位公社书记有点沾亲带故，四婶表示不给司机判刑，只要书记来家看看就行，但书记躲着不见。莫言不由得愤怒了：“我当时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措辞很激烈，你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小芥菜子那么大的官，撞死一条人命就像撞死一条狗一样。我说我四叔固然是农民，但也是一条命，你竟然置之不理，赔3000块钱就拉倒了，两条牛命值多少钱啊。一个农民的命在你们手里只值1000块钱。他们看了这个信也不知道什么反应，后来也不露面，我还想往上闹。”（27）由于莫言父亲出面劝阻，这件事结果不了了之。
四、兄弟姊妹
莫言兄弟姊妹四人，上有大哥、姐姐、二哥，他年龄最小。大哥管谟贤，1943年重阳生。1961年7月或8月，在高密二中读高一时报名参军，拿到了入伍通知书，但被人顶掉。1963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68年大学毕业，分到国家第一机械部内迁湖南常德市山区一家工厂的子弟中学，得先到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锻炼，然后履职。1969年与大学同学结婚，有两个儿子。夫妇俩在该中学任教多年。管谟贤1987年调回家乡山东高密一中，曾任副校长，现退休。因计划中的《莫言家世》有“与大哥”一章，将需另叙莫言与大哥的关系，这里打住。
姐姐管谟芬，生年不详。1955年上小学，因帮家里挖野菜度粮荒，1959年退学。其它事迹无从查考。二哥管谟欣，1950年生。1957年入大栏小学，1964年毕业；考入高密二中读初中，1967年初中毕业。1968年，管谟欣报名参军，之后连续三年体检合格，因出身中农，被排斥在参军机会之外。莫言在《童年读书》中谈到这位二哥：“我的二哥也是个书迷，他比我大五岁，借书的路子比我要广得多，常能借到我借不到的书，但这家伙不允许我看他借来的书。”还谈到同二哥抢书看的逸闻趣事。（28）在《我们哥仨的当兵梦》一文中，管谟贤详细叙述过二弟当兵的挫折：“就在我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我的二弟谟欣也高中毕业了，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大学不招生，农村青年要想离开农村就只有当兵一条路。因此他与其他的农村青年一样，也是做梦都想当兵。从十八岁那年开始，年年报名年年体检合格，但年年都走不成。有两年来带兵的解放军都看中了他，上门做过家访，也还是没有用。有一年，竟在集中报到的前一天被人替换下来！当时，有多少干部子弟、亲戚、贫下中农的后代在等着，哪里轮到我们中农子弟啊！中农仅仅是团结对象，在那极左的年代，连三岁的小孩都心知肚明，对你冷眼相对。所以老二也没有当上兵。虽然高中毕了业，学习也不错，别说当兵，连当一名民办教师或赤脚医生都没有他的份。”（29）
这份中国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让读者多少领略到在山东高密县平安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里，当兵竟成为这个家庭子女人生出路的主要的堰塞湖。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作家莫言的周边。因为在传统家谱编撰体例中，与两兄弟和姐姐之关系，往往是除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外，观察传主那年代生活状况的一个最切近的立足点，故本想予以详细地叙述，但苦因资料匮乏而无法展开。查阅手头之材料，即使莫言文章，以及别人的回忆，也极少涉及除大哥之外姐姐和二哥的个人情况，此文于是只能在这里收尾，希望以后再有新的材料再作补充。（30）
2014.12.4草于澳门大学南区教职工宿舍
2014.12.6再改
注释：
管谟贤：《莫言家族史考略》，《大哥说莫言》，第27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2014年10月笔者访问莫言高密平安庄旧居，其二哥管谟贤先生也曾如此介绍。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尽管七年后《大哥说莫言》一书也收录了此文，但它最早的出处应该在这期杂志上。是故为忠于文章原貌，笔者不采用成书后的文章，而采用原发杂志上的文章之理由。
《莫言王尧对话录》，第14、15、16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莫言生平事迹和创作最早也最完备的重要史料。因为是十余年前的访谈材料，所以作家近十年的活动和创作情况，仍待再加以补充。
《莫言王尧对话录》，第25、26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莫言王尧对话录》，第25、26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2014年9月20日，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师大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举办的莫言创作国际研讨会上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认为莫言是一个“勇敢的作家”。在读过莫言很多小说、散文和创作谈之后，我非常认可张教授对莫言的这种评价。笔者注意到，作家八十年代的小说多半是历史题材，九十年代后直到最近，他向现实题材领域做了相当全面和有力的挖掘和推进。
《莫言王尧对话录》，第9、20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莫言：《写给父亲的信》，《莫言研究》第五期（2009年10月），总第五期。在这封家书中，能够看出48岁的莫言，对80岁的父亲仍怀畏惧之心。但时过境迁，他特别在家书中附上一篇写父亲的文章，就此借读，人们觉出一种温暖的父子之情扑面而来。据说即使莫言在部队提干后，回乡探亲父母仍然让他下地帮家里干农活。莫言婚前和婚后，都与父母生活过很长的时间，他与父母的“家书”恐怕远不止这一封。如果能收集起来结为专书，相信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从文家书》就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行们多年的专注点，莫言的“家书”同样也会如此。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莫言王尧对话录》，第9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这个“五叔”，就是后来通过关系把莫言弄到高密县第五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棉花收购季节过去，临时工得回乡重新务农，而莫言则留下来继续工作的那位叔叔。五叔还给莫言买过博士牌钢笔和鞋子。莫言父亲家与叔叔家正式分家的时间，管谟贤与莫言的回忆不同，一说是1971年奶奶去世，另一说是1978年爷爷去世，有待进一步考证。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不知是哪位叙述者的记忆有误，莫言在《从照相说起》一文中，却说母亲“四岁时外祖母去世”，“母亲十六岁时嫁到我家”，与大哥上面说法不尽相同。参见《北京秋天下午的我》，第136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因母亲体弱多病，九十年代搬到高密县城居住的莫言，探亲回家经常用自行车带着她去医院看病。在路上还被朋友碰见过。
《莫言王尧对话录》，第9、20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莫言：《从照相说起》，《北京秋天下午的我》，第138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
莫言：《从照相说起》，《北京秋天下午的我》，第136、137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莫言：《从照相说起》，《北京秋天下午的我》，第138、139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莫言：《酒后絮语》，《北京秋天下午的我》，第25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
管谟贤：《莫言小说创作的背后——在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校区）文学院的演讲》，《莫言研究》第九期（总第九期）。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莫言王尧对话录》，第39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在《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一文中，管谟贤说三爷爷之死，是因姜部的副官或护兵走火所致；又说三爷爷三奶奶死后留下的是三叔、四叔、六叔三个孤儿。这些都与莫言的叙述不同，此材料尚待继续考证。
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
《莫言王尧对话录》，第135、137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在与王尧教授的对话中，莫言对这件事情的叙述极为详细，可见他与四叔关系很深。由此也可观察到他对农民、土地的感情，是他从事小说创作的主要源泉。
莫言：《童年读书》，《北京秋天下午的我》，第73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
管谟贤：《我们哥仨的当兵梦》，《莫言研究》2008年第四期（总第四期）。
在莫言至亲的亲属中，我们现在只看到大哥管谟贤先生对弟弟的叙述，姐姐和二哥都没写过任何文章。在我看来，因大哥管谟贤1963年就考上大学离开家乡，他对莫言的了解虽然十分重要，但仍然是有限的。而莫言在家乡的前二十年，最近最可信的观察者和讲述者，应该是他的姐姐和二哥。这份珍贵资料，以后可以多次走访记录姐姐和二哥对莫言的回忆，来加以弥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